我叫苏玉兰华夏配资炒股，今年五十八。
退休的第三个年头，女儿安雅的电话从伦敦打了过来，隔着半个地球，邀请我去给她带孩子。
电话那头的声音，带着一种久违的热络：
“妈，卢卡斯刚满周岁，正是淘气的时候。我和马克忙得脚不沾地，这边的保姆又贵得离谱，我们实在信不过。你过来帮帮我，行吗？”
“你们那……住得开吗？”我捏着电话的手，不受控制地抖了起来。
女儿远嫁英国五年，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我上一次见外孙，还是在他半岁时，隔着一块冰冷的手机屏幕。
“当然住得开！我们刚换了套大点的房子，有三个卧室呢。”
安雅的语气轻快得像只小鸟，“你来了，我和马克就能甩开膀子干活了。机票钱我们包了，你人过来就行，别的都不用管。”
电话挂断后，我在客厅那张旧沙发上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
墙上挂满了安雅的成长轨迹——小学毕业照上，她扎着两条麻花辫；
中学时，一身蓝白校服；
大学开学那天，她站在校门口，笑得比阳光还晃眼。
最后一张，是她的婚纱照。
她穿着洁白的婚纱，身边站着那个叫马克的英国男人。
老伴走了十年，这套两居室就只剩我一个人。
女儿，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念想。
三天后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卖掉了老伴留下的那套小公寓，加上这些年的养老钱，凑了整整二十万，存进一张卡里。
我想着，总不能去女儿家白吃白喝，这笔钱，就算是我的生活费，或是给外孙的零花钱。
出发那天，老邻居陈姐来送我，听说了我的打算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：
“玉兰，你可得想好。人生地不熟的，语言也不通，万一有个头疼脑热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”
“没事，有安雅在呢。”我笑着安抚她，心里其实也没什么底。
“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啊。”陈姐叹了口气，“你可别把老本儿都带过去，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”
我嘴上应着，却还是把那张存着二十万的银行卡，妥帖地塞进了最贴身的口袋里。
女儿就是我唯一的后路，我把一切都给她。
飞机降落在希思罗机场，伦敦正是下午。
我拖着两大箱行李，在出站口的人潮里一眼就看到了安雅。
她变了。
一头浅棕色的利落短发，穿着米色风衣和短靴，整个人透着一股精英范儿，也透着一股陌生感。
她身边的马克还是老样子，高高大大，金发碧眼。
他冲我点点头，说了声“Hello”，很自然地接走了我手里的行李。
“妈，飞了这么久，累了吧？”安雅给了我一个蜻蜓点水的拥抱，轻得像片羽毛。
“不累，不累。”我嘴上说着，眼睛却不停地往她身后瞟，“卢卡斯呢？”
“在家呢，保姆看着。”安雅抬腕看了眼表，“我们得快点，马克四点半还有个视频会议。”
坐进车里，我看着安雅熟练地扣上安全带，和马克用我完全听不懂的流利英语交谈着。
他们像活在一个透明的罩子里，而我就在罩子外面。我只能扭头，去看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。
伦敦的街道很整洁，灰蓝色的天空下，一排排房子像积木一样码着。
车行了大概四十分钟，停在了一栋砖红色的三层小楼前。
“到了。”安雅熄火，开门。
我跟在她身后，马克则拎着两个沉重的箱子。
进门是一条窄长的走廊，左手客厅，右手餐厅，尽头是厨房。
装修是那种极简的现代风，大片的白色，干净得像个样品间，但也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冷意。
“卢卡斯！外婆来看你了！”安雅对着楼上喊道。
一个四十多岁的东欧女人应声下楼，她就是保姆。
她和安雅用英语交待了几句，朝我礼貌性地点点头，便拎包离开了。
“玛丽亚每周过来三天，做家务顺便看孩子。”安雅脱下风衣，随口解释道，“你来了，我正好让她以后只做清洁，还能省下一大笔钱。”
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外孙。
卢卡斯被安雅抱在怀里，像个瓷娃娃，金色的卷毛，蓝宝石一样的眼睛，皮肤白得发光。
他好奇地打量了我几秒，然后害羞地把脸埋进了妈妈的怀里。
“卢卡斯，这是外婆。”安雅先用英语说了一遍，又用中文重复，“叫外婆。”
孩子没吱声。
“他认生。”安雅笑了笑，把孩子往我这边递，“妈，你抱抱他。”
我受宠若惊地伸出双臂，小心翼翼地接过他。
小小的身子在我怀里瞬间僵住，下一秒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，拼命伸手要妈妈。
“好了好了，妈妈抱。”安雅立刻把他接了回去，卢卡斯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小手死死攥着妈妈的衣角。
我心里一阵抽痛，脸上却还得挂着笑：
“没事没事，处两天就熟了。”
我的房间在三楼，很小，一张单人床，一个衣柜，一张桌子，就塞满了。
窗外，是邻居家灰色的屋顶。
卫生间在走廊尽头，公用的。
“你先歇会儿，倒倒时差。”安雅靠在门边说：“晚饭好了我叫你。哦对了妈，伦敦这边垃圾分类特别严，我待会儿发张图给你，你千万别弄错了，罚款很吓人的。”
“好，知道了。”我赶紧点头。
门关上了。
我坐在床边，这个陌生的房间让我手足无措。
行李箱孤零零地立在墙角，我甚至没有力气去打开它。
窗外是呼啸而过的车流声，和听不懂的交谈声。
这里的一切，都与我无关。
晚餐是马克做的，寡淡的烤鸡胸肉，配上水煮西兰花和土豆泥。
饭桌上，安雅和马克用英语聊着天，偶尔才想起我，用中文翻译两句。
“马克说，他爸妈下周要过来吃饭，让你准备一下。”
“准备什么？”我愣了一下。
“当然是做几个拿手菜啊。”安雅说得理所当然，“他爸妈还没吃过地道的中国菜呢。妈你手艺那么好，必须给他们露一手。”
“可我不知道他们口味，这边的材料也……”
“我给你列个单子，你去中国城超市买就行。”安雅切着盘里的鸡胸肉，“地铁站旁边，方便得很。对了妈，你明天先去熟悉一下幼儿园的路线。卢卡斯下个月就入园了，早上我跟马克都没空，只能辛苦你接送了。”
“这么小就上幼儿园？”
“这边都这样，一岁就能送。”安雅说：“早点接触集体生活，对他性格有好处。早上九点送，下午三点接。不远，走路一刻钟。”
我默默地把这些都记在心里。
那块烤鸡胸肉，干得我有点难以下咽。
饭后我抢着去洗碗，安雅拦住了我：
“不用，有洗碗机。妈你快去陪卢卡斯玩会儿，他该洗澡了。”
我走进客厅，卢卡斯正坐在地毯上玩积木。
看我过去，他警惕地瞥了我一眼，又低下头去。
我挨着他坐下，拿起一块积木递过去。
“卢卡斯，外婆陪你玩，好不好？”
他没理我，嘴里嘟囔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英文。
我只能尴尬地看着他玩。
他那么专注，小手笨拙地把积木一块块垒起来。
看着他那头金色的卷发，我恍惚间想起了安雅的小时候，黑头发，黑眼睛，也是这样坐在地上，能玩一下午。
“妈，该给卢卡斯洗澡了。”安雅拿着浴巾走了过来。
“我来！”我立刻站起来，“你去歇着。”
安雅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把东西递给了我：
“水温别调太高，沐浴露用蓝色那瓶，洗完澡一定要全身抹润肤露，他皮肤干。洗头的用那瓶绿色的。”
“好，我记下了。”
我抱起卢卡斯。
这次他没哭，只是那双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
浴室在一楼。我调好水温，小心地把他放进浴盆里。
小家伙很喜欢玩水，小手拍得水花四溅，咯咯地笑个不停。
“喜欢玩水是不是？”我用中文哄着他，用手往他身上撩水，“外婆给你洗得香喷喷的。”
卢卡斯忽然停下玩水的动作，抬起湛蓝的眼睛看我，用一种清晰又稚嫩的中文吐出三个字：
“外婆，臭。”
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
他说的是中文。
无比标准的中文。
“卢卡斯，你说什么？”我放轻了声音问。
孩子又低下头去拍水，仿佛刚才那句话只是我的幻觉。
但我知道我没有听错。
外婆，臭。
清清楚楚，像一根针，扎在我心上。
浴室门被敲响，是安雅：“妈，还没好吗？别让他泡太久，容易着凉。”
“马上就好！”我如梦初醒，赶紧用浴巾把卢卡斯裹起来抱了出去。
那一晚，我失眠了。
卢卡斯那句话，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。
一岁多的孩子，怎么可能说出这么完整的一句话？
是谁教他的？
还是我真的……听错了？
肯定是听错了。
长途飞行，时差颠倒，人都会产生幻觉。
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。
窗外，陌生的月亮，挂在陌生的夜空。
我想起陈姐的叮嘱，想起卖掉的房子，想起口袋里那张沉甸甸的银行卡。
这是我唯一的女儿，唯一的外孙。
我来这里，是来享受天伦之乐，是来帮他们分担的。
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我告诉自己。
时间久了，卢卡斯就会跟我亲了。
等安雅不那么忙了，我们母女俩就有说不完的话了。
等我做出一桌好菜，马克的父母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。
我翻了个身，强迫自己闭上眼睛。
明天，还有一堆事等着我。
要去熟悉路，要去超市，要去研究那些复杂的电器，要去学垃圾到底怎么分类。
来到伦敦的第三周，我的生活变成了一个精确到分钟的齿轮。
六点半起床，做早餐。
安雅和马克七点下楼，风卷残云般吃完就各自上班。
我喂卢卡斯，给他换衣服，九点准时送到幼儿园。
下午三点接他回家，陪玩，做晚饭。
安雅和马克通常七点后才到家，吃完饭，马克进书房，安雅陪儿子，我收拾残局。
日子一天天重复，我却感觉有哪里不对劲。
卢卡斯依然抗拒我的拥抱，只要安雅在家，他就成了妈妈的挂件。
我和安雅的交流也越来越少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电话，或者和马克用英语讨论着什么。
马克对我始终客气，客气得像对待一个需要小心招待的客人。
周三，马克的父母要来家里做客。
我提前三天就开始准备。
安雅给我列了菜单：糖醋排骨、宫保鸡丁、麻婆豆腐、清炒时蔬，外加一顿饺子。
她说马克父母喜欢尝鲜，但千万不能做辣。
“妈，这顿饭你可得拿出看家本领。”安雅再三叮嘱，“他爸妈很讲究的，这次也算是第一次正式见你。”
我花了一整个上午，才在中国超市把食材买齐。
伦敦的物价让我心惊肉跳，一小块排骨就要八英镑，换算过来是七十多块钱。
我挑了又挑，才选了块最瘦的。
姜葱蒜也贵得离谱，但为了味道，我咬牙买了。
回到家，我一头扎进厨房。
排骨焯水，鸡丁上浆，豆腐切块，和面调馅。
小小的厨房里，我一个人忙得像个陀螺。
卢卡斯在地毯上玩，时不时就爬过来抱我的腿。
我满手都是面粉，只能哄他：“卢卡斯乖，外婆做饭呢，一会儿就陪你玩。”
可孩子不依不饶，开始哼唧。
我只好洗干净手，把他抱起来。
他搂着我的脖子，小脸在我脸上蹭来蹭去。
那一瞬间，我心里所有的疲惫都融化了。
“外婆好不好？”我柔声问。
卢卡斯不说话，只是把脸埋在我肩上。
安雅下午四点就提前回来了，一进门就皱起了眉：
“妈，怎么还没弄完？他们六点就到了。”
“快了，快了。”我急忙地说。
“客厅呢？餐桌布置了吗？我说过要买花，你忘了吗？”安雅一连串的问题砸过来。
“花？什么花？”
“天哪，我不是跟你说要买束花放在餐桌上吗？”安雅烦躁地看了眼手表，“算了算了，我现在去买。妈你快点，这排骨味儿都快把屋子熏透了，赶紧开窗通通风！”
她一阵风似的又出去了。
我抱着卢卡斯，看着灶上炖着的排骨，锅里的油已经烧热了。
可孩子就是不肯下来，一放就哭。
“卢卡斯乖，外婆要做菜了，不然妈妈要生气了。”我试着把他放下。
他立刻扯着嗓子大哭起来。
我没辙，只能一手抱着他，一手挥舞锅铲。
滚烫的油点溅在手背上，火辣辣地疼。
我咬着牙，继续翻炒。
五点四十，安雅捧着一大束花回来了。
马克也回了家。
看到客厅还没收拾利索，安雅的脸立刻沉了下来。
“妈，我不是让你顺便把客厅收拾一下吗？”
“我一直在厨房……”我小声辩解。
“行了，我来吧。”
安雅把花插进瓶里，开始整理沙发上的靠垫。
马克则上楼换衣服去了。
六点整，门铃准时响起。
马克的父母到了，两位老人都穿着讲究，看起来很有教养。
马克父亲提着一瓶红酒，母亲则捧着一小束鲜花。
安雅立刻换上我许久未见的灿烂笑容，用流利的英语迎了上去。
“这是我妈妈，苏。”安雅向他们介绍我。
我赶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用现学现卖的英语说：“Nice to meet you.”
马克的母亲微笑着，对我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。
我一个字也听不懂，只能尴尬地点头微笑。
安雅翻译道：“她说谢谢你的晚餐，辛苦了。”
“不辛苦，应该的。”我连连摆手。
晚餐开始了。
我像个服务员，把菜一道道端上桌。
糖醋排骨、宫保鸡丁、麻婆豆腐、清炒时蔬，还有一大盘白白胖胖的饺子。
满满当当，摆了一桌。
“请用，请用。”我紧张地站在桌边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
马克父亲尝了一口排骨，点点头，说了句什么。
安雅笑着说：“他说味道很棒。”
我长舒了一口气。
可接下来，我眼看着马克的母亲用叉子小心翼翼地拨开鸡丁里的辣椒和花生，麻婆豆腐她只用勺子尖沾了一下，就再也没碰过。
饺子她也只吃了半个，剩下的就一直孤零零地躺在盘子里。
马克的父亲也没吃多少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，和安雅、马克聊天。
他们的语速太快，我像个局外人，只能低头默默地扒着白饭。
“妈，你怎么不吃饺子？”安雅忽然用中文问我。
“我吃，我吃。”我赶紧夹了一个。
其实从中午忙到现在，闻着油烟味我都饱了，哪里还有胃口。
饭后，马克的父母坐了片刻便起身告辞。
送走客人，安雅一关上门，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。
“妈，今天的饺子馅，太咸了。”她冷不丁地说。
“咸吗？我尝尝……”我拿起一个剩下的饺子，咬了一口。
好像是有点咸了。
“宫保鸡丁的花生不脆，麻婆豆腐还是太辣，我跟你说了他们吃不了辣。”安雅一边收拾桌子一边数落，“还有，吃饭的时候你别总埋着头，显得不大方。”
我僵在原地，手里还捏着那半个饺子。
厨房里一片狼藉，水池里堆满了锅碗瓢盆。
我的腰酸得像要断了，手背上被油烫出的泡，钻心地疼。
“对不起，我下次会注意。”我低声说。
“算了。”安雅把剩菜倒进垃圾桶，“以后他们再来，还是叫外卖吧，这边的中餐外卖也挺地道的。”
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我忙活了一下午的菜，混着土豆泥和鸡骨头，被一股脑倒进了黑色的垃圾袋。
排骨还剩大半盘，鸡丁也没动几筷子。
我想说留着明天还能热着吃，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
那晚，我躺在床上，手背的烫伤一阵阵地刺痛。
我摸黑去浴室找烫伤膏，翻遍了储物柜也没找到。
只能用冷水冲了冲，随便找了块创可贴粘上。
回到房间，手机亮了一下，是一条银行短信。
安雅给我转了两千英镑，备注是两个字：生活费。
我盯着那条短信，看了很久很久。
我来伦敦快一个月了，买菜买日用品，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。
那张存着二十万的卡，我一次都没动过，总想着等女儿需要的时候，再拿出来给她一个惊喜。
可现在，她给了我两千英镑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
是付给我带孩子的工资吗？
我想打电话问个清楚，可看看时间，已经快午夜了。
她大概早就睡了。
算了，明天再说吧。
第二天早上，安雅他们走后，我喂卢卡斯吃粥。
小家伙今天很配合，吃了一整碗。
我给他擦嘴的时候，他忽然指着我的鼻子，又用那种清晰的中文说：
“外婆，臭。”
这一次，我听得真真切切。
“卢卡斯，告诉外婆，是谁教你这么说的？”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。
孩子不说话，低头玩着自己的小勺子。
“是妈妈教的吗？”我追问。
卢卡斯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，最后咯咯地笑起来，把勺子扔到了地上。
我弯腰捡起勺子，心却沉到了谷底。
一个一岁多的孩子，能说出这么指向性明确的话，一定是身边的人经常说。
这个家里，除了我，会说中文的只有安雅和马克。
马克的中文水平仅限于“你好”“谢谢”，绝不可能教孩子说“外婆臭”。
那么，只剩下安雅了。
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是无心的玩笑？
还是在她的心里，我真的……有味道？
我下意识地抬起袖子闻了闻。
天天在厨房里打转，是会沾上油烟味，但我每天都洗澡换衣服。
是……老人味吗？
可我还不到六十岁啊。
下午接卢卡斯从幼儿园回来，我心里一直堵着这件事。
路过一个公园，我看见几个中国老太太正聚在长椅上聊天，鬼使神差地，我推着婴儿车走了过去。
“你们好。”我主动打了招呼。
几位老人抬起头，和善地冲我笑笑。
听口音，天南海北的都有。
她们，也都是来给子女带孩子的，短的来了半年，长的已经待了一年多。
“刚来没多久吧？”一个上海阿姨问我，“看你这神情，就是新来的。”
“来了三个多星期。”我在长椅边上坐了下来。
“女儿家还是儿子家？”
“女儿。”
“都一样。”一个广东阿姨摇了摇头，“我刚来那会儿，我孙子看见我就哭。现在好点了，可一看见他妈，就谁也不要了。”
“你女儿给你钱吗？”上海阿姨问得直截了当。
我顿了顿，说：“昨天刚给了两千镑。”
“那算好的了。”广东阿姨说，“我女儿一分钱不给，买菜钱都得我自己垫。我说我没英镑，她让我拿人民币去换。你说说，我们是来当免费保姆，还得倒贴钱。”
“我那女婿才叫过分。”另一个沉默许久的老人开了口，“嫌我做饭咸了淡了，嫌我英语讲不来，嫌我不会开车。上回我感冒发烧，想让他请一天假搭把手，他倒好，说工作忙，让我自己扛着。结果呢，把孩子也传染了，他还反过来怪我。”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吐着苦水。
我听着，心一点点地往下沉。
原来，我不是一个人。
原来，这么多漂洋过海的老人，都困在相似的围城里。
“最难受的，是孩子跟你不亲。”上海阿姨叹了口气，“我带了我外孙女一年，她还是只要她妈。我一抱就哭。我女儿还说我方法不对，不懂什么科学育儿。笑话，我把她兄妹俩拉扯大，现在倒成不会带孩子的了。”
“你女儿还肯跟你说两句，就不错了。”广东阿姨拍拍她的肩，“我女儿现在回家就躲进房间，不是打电话就是玩手机。我想跟她说句话，她就一句‘妈，你不懂’把我给堵回来。”
太阳慢慢落下，老人们陆续推着孩子回家了。
我最后一个离开，推着睡着的卢卡斯，脚步沉重。
他睡着的样子很乖，小脸在夕阳的余晖里，像个天使。
回到家，我把他安顿在小床上，盖好被子。
看着他熟睡的侧脸，我想起了安雅的小时候。
她也总是这样，要我抱着才肯睡，一放下就醒。
我常常就那么抱着她，在房间里一圈一圈地走，直到天亮。
那时候，身体是累的，心却是满的。
可现在呢？
我同样在帮我的女儿带孩子，为什么心里却空落落的？
晚餐我随便下了点面条。
安雅和马克回来时，我已经吃完了，正在厨房洗碗。
“妈，怎么不等我们一起吃？”安雅问。
“我不饿，就先吃了。”我头也不回地说，“你们的份在锅里温着。”
安雅没再多问。
她和马克在餐厅吃饭，用英语低声交谈。
我隐约听到了“幼儿园费用”、“房贷”、“车贷”这些词。
安雅的语气里，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。
洗完碗，我擦干手，走到餐厅。
马克已经吃完上楼了，只剩安雅一个人在慢吞吞地挑着面条。
“安雅，妈想跟你聊聊。”我在她对面坐下。
“嗯，你说。”她没抬头。
“卢卡斯今天，又说‘外婆臭’了。”我死死地盯着她的脸，“我想知道，这话是不是你教他的？”
安雅夹面条的手顿住了，随即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吃：
“怎么可能。小孩子瞎说的吧。”
“一岁多的孩子，不会无缘无故说出这么完整的一句话。”我坚持道。
安雅终于放下了筷子，抬起头：
“妈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怀疑我，故意教孩子说你坏话？”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她的音量猛地拔高，“我每天在外面累死累活，回家还要处理一堆烂摊子。你就不能让我安安生生吃顿饭吗？”
“我只是想问清楚……”
“有什么好问的？”安雅站了起来，“卢卡斯现在是学话的阶段，听见什么就学什么。可能是在电视里听到的，也可能是在幼儿园学的。你怎么就一口咬定是我教的？”
我也站了起来，胸口剧烈起伏：
“因为这个家里，只有你会说这么流利的中文！”
“马克也会说一点！”
“但他绝不会说‘外婆臭’这么具体的词！”
我们隔着一张餐桌对峙着。
餐厅的灯光惨白，照得安雅的脸也毫无血色。
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让我心寒的疲惫和不耐烦。
“好，就算是我说的，那又怎么样？”她忽然破罐子破摔，“那天卢卡斯不肯洗澡，我随口说了句‘你看你脏的，再不洗就跟外婆一样臭了’。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，不行吗？”
我看着她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“妈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敏感？”安雅按着自己的太阳穴，一脸痛苦，“我在外面的压力已经够大了，回家还要处理你的负面情绪。卢卡斯的教育，家里的开销，和马克父母的关系，哪一件事不让我操心？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？”
“我体谅你的难处，”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，“可我的委屈，又有谁来体谅？”
这话，我从没对女儿说过。
安雅也懵了。
她怔怔地看着我，看了足足半分钟，才长长叹了口气。
“算了，我不跟你争。”她转身上楼，“我太累了，明天一早还有会。”
“安雅。”我喊住她。
她停在楼梯中间，背对着我。
“我来伦敦三周了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娘俩，没正经聊过一次天。”
“聊什么？”她问，声音里透着疲惫。
“聊聊你，聊聊卢卡斯，再聊聊……”我顿了顿，“聊聊你小时候。”
安雅沉默了片刻。
“妈，人不能总往回看。我成家了，你该有自己的生活，别总围着我转。”
她上楼了，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我一个人站在餐厅，看着桌上那碗已经坨了的面条，头顶的灯光白得刺眼。
窗外，是伦敦璀璨的夜。
万家灯火，没有一盏是为我亮的。
手机嗡嗡一震，是老姐妹陈姐发来的微信：
“玉兰，到那边还习惯吗？怎么也不吱个声？”
我打了几个字，又一个一个删掉。
最后只回了三个字：“挺好的。”
那一晚，我又睁着眼到了天亮。
凌晨两点，我口渴得厉害，下楼喝水。
路过安雅和马克的卧室，门缝里漏出压抑的争吵声，说的是英语，像两把钝刀子在来回拉扯。
我听不懂，但那股子烦躁和激烈，却听得真真切切。
手搭在门把手上，终究还是没敢拧下去。
回到房间，我翻开行李箱，从最底下的夹层里，摸出那张压平了的全家福。
安雅十岁生日拍的，两个羊角辫，笑得没心没肺。
我和老伴一左一右，他那会儿，头发还是黑的。
照片背后，是老伴的字，铁画银钩：“愿我的两个姑娘，一辈子开心。”
眼泪砸下来，落在相纸上，晕开了一小片。
我慌忙擦去，生怕弄花了。
远处，救护车的鸣笛由远及近，又呼啸而去。
伦敦的夜，从不安静。
我的心，也一样。
日子像生了锈的齿轮，咯吱咯吱地往前滚。
我能感觉到，安雅在刻意躲着我。
她下班回来，不是扎进书房，就是陪卢卡斯，再不然就和马克在卧室里用英语嘀咕。
饭桌上，她低头刷手机的时间，比看我的时间还长。
我绞尽脑汁地找话题。
“安雅，卢卡斯今天学了首新歌，让他唱给你听？”
“妈，我邮件还没回完。”
“安雅，看妈给卢卡斯织的毛衣，喜不喜欢？”
“放着吧，伦敦穿不上这么厚的。”
“安雅，你那张卡……”
“妈，我现在真没空，回头再说行吗？”
每一次，她都礼貌又客气地，把我推开。
像一拳打在棉花上，憋得我心口发慌。
卢卡斯那句“外婆臭”，频率倒是低了。
但他学会了用英语说“No”和“Go away”，小手推我的力气也越来越大。
我安慰自己，孩子嘛，懂什么。
可那根刺，却越扎越深。
那天下午，我接卢卡斯回家，正巧碰上邻居史密斯太太在院子里浇花。
她是个热情的英国老太太，六十多岁，精神矍铄。
“下午好，苏。”她用简单的英语跟我打招呼，指了指卢卡斯，“真可爱。”
“谢谢。”我憋出两个单词。
来了一个多月，我的英语水平仅限于此。
史密斯太太打量着我，放慢了语速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“你……一个人……带孩子……很累。”
我点点头，不知该怎么接。
“你女儿……”她朝我家的方向努了努嘴，“很少……跟你……一起。”
“她忙。”我说，脸上火辣辣的。
史密斯太太露出一个“我懂”的表情，但那眼神里，带着一丝我读得懂的怜悯。
她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转身回屋了。
那天晚上，安雅破天荒地早下班。
六点半，她拎着一个蛋糕盒子进门。
“妈，今天卢卡斯生日，你给忘了吧？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还真是忘了。
这段日子过得魂不守舍，连亲外孙的生日都记不住了。
“我……我现在就去做饭……”我手足无措地站起来。
“不用了，我买了蛋糕。”安雅把盒子往餐桌上一放，“等马克回来一起吃。”
她眼下挂着两团淡淡的乌青，一脸倦容。
我张了张嘴，想关心一句，又咽了回去。
最后只说：“那我再炒几个菜，生日总得吃点好的。”
“随便弄点就行。”她瘫在沙发上，闭上了眼。
我钻进厨房，手脚麻利地忙活起来。
七点半，马克回来了，手里捧着一个巨大的礼物盒。
“卢卡斯！我的小寿星！”他一把将儿子举过头顶。
父子俩笑作一团，安雅也笑着迎上去，在马克脸上亲了一口。
他们三个，像一幅完美的画。
而我，是画框外的旁观者。
晚餐时，蜡烛点燃，灯光熄灭。
他们一家三口用英文唱着生日快乐歌，卢卡斯拍着小手，蓝眼睛里闪着烛光。
“妈，你也唱啊。”安雅提醒我。
我张了张嘴，用中文小声地哼着：“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
我的声音，和他们的歌声格格不入，像两根不和谐的音符。
马克瞥了我一眼，没作声。
蜡烛吹灭，灯光亮起。
安雅一边切蛋糕，一边说：
“妈，下周六我们请朋友来家里开派对，大概十来个人。你帮忙准备点吃的？”
“什么朋友？”
“马克的同事，还有我俩的朋友。”她把蛋糕递过来，“自助餐就行，你做几个拿手的中餐，我再买点披萨沙拉。哦对了，那天你带卢卡斯去公园玩吧，晚点回来，省得人多吵到他。”
我端着蛋糕的手，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。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我不用参加？”
“不是那个意思。”安雅飞快地看了马克一眼，“主要是……他们都说英文，你来也不自在。而且我们聊的都是工作，你也听不懂。”
“我可以帮忙端个盘子……”
“真不用，妈。”安雅硬塞给我一块蛋糕，“你就当放假，带卢卡斯出去玩一天，你也累了。”
奶油甜得发齁。
我想说我不累，我想说我能学，我想说我愿意待着。
可看着安雅那张平静的脸，所有的话，都堵死了。
“好。”我听见自己说。
周六那天，我起了个大早。
春卷、饺子、炒面、麻婆豆腐、糖醋里脊……
我憋着一口气，做了满满八个菜，把厨房台面堆得当当响。
安雅起床后看了一眼，眉头皱了起来：
“妈，用不着做这么多，他们就是来喝酒聊天的，吃不了几口。”
“有备无患。”我闷声说。
她没再吱声，上楼去了。
十一点，门铃响了。
我以为是安雅，抱着卢卡斯就去开门。
门外站着两对英国夫妇，衣着光鲜。
看到我，他们都愣了一下。
“Hello?”一个金发女人试探地问。
“安雅……马上……回来……”我磕磕巴巴地说。
“哦，您就是保姆吧？”另一个女人笑起来，“安雅提过，从中国来的保姆。”
我浑身一僵，像是被人迎面浇了一盆冰水，从头凉到脚。
卢卡斯在我怀里不舒服地扭了扭。
“请进。”我侧开身子，用中文说。
他们笑着进了屋，显然没听懂。
我把卢卡斯放下，转身去厨房烧水。
水壶的鸣叫，杯盘的碰撞，和我擂鼓般的心跳混在一起。
保姆。
安雅是这么跟朋友介绍我的？
从中国来的保姆？
我的手抖得厉害，热水溅出来，烫在指尖上，一阵钻心的疼。
我放下水壶，看着迅速泛红的手指，突然想笑。
可不是吗？
做饭，打扫，带孩子。
每个月还领着两千英镑的“工资”。
我不是保姆是什么？
客厅里传来阵阵笑声，马克已经从书房出来，正用流利的英语招待客人。
我端着茶盘走出去，他们聊得正欢。
没人介绍我，也没人多看我一眼。
我放下茶杯，默默退回厨房，关上了门。
卢卡斯跟进来，抱着我的腿。
我蹲下身，看着他纯净的蓝眼睛。
“卢卡斯，外婆是谁？”我用中文问。
孩子眨了眨眼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外婆。”
“外婆是保姆吗？”
“保姆。”他重复道。
这两个字，他说得异常清晰，像是被教过千百遍。
我闭上眼，再睁开，卢卡斯正伸着小手要抱。
我把他抱起来，脸埋在他软乎乎的肩窝里。
他身上有我熟悉的奶香味，可我为什么觉得，这么陌生？
安雅回来了，大包小包。
客厅里顿时更热闹了。
我隔着厨房的玻璃门，看着她。
她笑得明艳动人，和每个朋友热情拥抱。
马克自然地搂住她的腰，在她脸上亲了一下。
他们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“妈，菜好了吗？”安雅推门进来。
“好了。”
“那端出去吧。哦对了，你现在带卢卡斯去公园吧，天气正好。”
“这才十一点多……”
“早点去，多玩会儿。”安雅端起两个盘子，“我们三点才正式吃，你三点半以后再回来。”
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冷不丁地开口：
“安雅，你朋友说，我是你从中国请来的保姆。”
安雅的背影，瞬间僵硬。
她转过身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但立刻被镇定掩盖。
“他们搞错了，我回头解释。”她催促道，“妈，你快带卢卡斯走吧，客人都等着呢。”
“你到底是怎么介绍我的？”我没动。
“说了是误会！”安雅的声音拔高了，“妈，你能不能别在这时候添乱？我朋友都在外面呢！”
“我添乱？”我死死盯着她的眼睛，“安雅，我是你妈。我漂洋过海来给你带孩子，是因为你是我女儿，卢卡斯是我外孙！不是我缺这份工，更不是图你那两千英镑！”
安雅深吸一口气，像是要把火气压下去。
“我知道。但妈，这里是英国，情况不一样。我跟朋友说你是我妈，他们会觉得很奇怪，会觉得我这么大了还啃老。我说你是来帮忙的保姆，他们才觉得正常。不然我怎么解释？说我妈不远万里跑来，给我当免费保姆？”
免费保姆？
这四个字，像钢针一样扎进我耳朵里。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安雅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“算了，回头再说。你先带卢卡斯出去，行吗？妈，我求你了。”
最后那声“我求你了”，带着哭腔。
我看着她，看着她眼里的疲惫和哀求，和我记忆里那个要不到糖果就撒娇的小女孩重叠在一起。
我的心，还是软了。
“好。”我说。
抱着卢卡斯出门时，客厅里觥筹交错，笑语喧哗。
没人看我们一眼。
那天下午，我在公园的长椅上，坐了四个小时。
卢卡斯在沙坑里玩得不亦乐乎，而我的脑子里，空空荡荡，只剩下“保姆”和“免费保姆”几个字在回响。
我想起卖掉的老房子，想起卡里的二十万。
我想起陈姐在机场说的话：“女儿嫁了人，就是泼出去的水。”
我想起老伴的字：“愿我的两个姑娘，一辈子开心。”
我的女儿，她幸福吗？
她光鲜亮丽，儿女双全，家庭美满。
她应该是幸福的。
可我为什么觉得，我和她的距离，隔着一个太平洋那么远？
三点半，我带卢卡斯回家。
派对还在继续，桌上杯盘狼藉，菜剩了大半。
安雅脸颊酡红，正靠在沙发上和朋友说笑。
看到我，她招了招手：“妈，回来了？带卢卡斯上楼睡觉吧，他肯定累了。”
“我先给他洗个澡。”
“也行。锅里有面，饿了自己下。我们这儿还得一会儿。”她说完，又转头加入了朋友的话题。
我抱着卢卡斯上楼。
浴室里，水声哗哗。
卢卡斯今天玩疯了，乖乖地坐在浴盆里任我摆布。
我仔仔细细地给他洗干净每一根头发，每一寸皮肤。
洗到一半，卢卡斯突然抬起头，用他那双玻璃珠似的蓝眼睛看着我。
他伸出小小的食指，点着我的鼻子，用无比清晰的、稚嫩的中文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“外婆，臭。妈妈说，外婆是，臭保姆。”
我的动作，停住了。
花洒的水还在流，浴室的镜子蒙上了一层白雾。
我蹲在浴盆边，感觉全身的血都凉了。
“卢卡斯，”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“妈妈……什么时候说的？”
“妈妈说，”卢卡斯努力地回忆着，“外婆臭，外婆脏，做饭难吃。妈妈说，外婆是……是……”
他歪着头，想不起来那个词。
“是什么？”我追问。
“是……”卢卡斯眼睛一亮，清清楚楚地吐出五个字，“老不死的麻烦。”
我手一松，海绵掉进水里。
整个人向后一仰，背重重地撞在冰冷的瓷砖上。
老不死的麻烦。
这五个字，像五把淬了毒的刀，齐齐插进我心窝。
浴室的门，被人推开了。
安雅站在门口，脸上还带着送客的笑意。
当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时，那笑容，瞬间凝固了。
“妈，你怎么了？”
我扶着墙站起来，腿软得像面条。
我看着我的女儿，这个我怀胎十月，养了三十年的女儿。
看着她精致的妆容，看着她眼里的困惑——她是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了。
“安雅，”我的声音，陌生得像别人的，“你告诉卢卡斯，外婆是老不死的麻烦？”
安雅的脸，“唰”地一下白了。
她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“妈，你听我解释……”
“解释什么？”我感觉自己身体里的什么东西断了，“解释你怎么教唆你儿子骂我？解释你怎么跟外人说我是保姆？还是解释你那两千英镑，到底是工资还是施舍？”
“我没有……卢卡斯乱说的……”
“他没有乱说！”我终于失控了，积攒了几个月的委屈和心酸，在这一刻，山洪般爆发，“‘外婆臭，外婆脏，做饭难吃，外婆是老不死的麻烦’！这是一个一岁多的孩子能编出来的话吗？！”
安雅像被钉在了原地。
卢卡斯被我的吼声吓得哇哇大哭。
水已经凉了，他坐在浴盆里，瑟瑟发抖。
“先……先把孩子抱出来。”安雅如梦初醒，伸手过来。
“别碰他！”我一把推开她，自己将卢卡斯捞出来，用浴巾紧紧裹住。
孩子在我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“妈，你冷静点……”
“我很冷静。”我抱着卢卡斯往外走，“我这辈子没这么冷静过。”
“你去哪儿？”
“回国。”我说，“现在就买机票，回国。”
“妈！你别闹了！”安雅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“我们谈谈……”
“谈什么？”我甩开她，回头看着她，“谈你怎么嫌弃我？你怎么背后捅我刀子？安雅，我是你妈！我守寡把你拉扯大，送你出国。你结婚，我卖了老房子给你当嫁妆。你说缺人手，我二话不说就飞过来！我把我所有的棺材本都带来了，想着能帮衬你们。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”
眼泪，终于决堤。
“我不是……”安雅也哭了，“妈，我压力太大了，我就是跟朋友抱怨几句，可能被卢卡斯听见了……我不是真心的……”
“抱怨？”我笑了，笑得比哭还难看，“原来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个需要被抱怨的‘老不死的麻烦’？”
“我说了不是！”安雅尖叫起来，“你永远都这样！永远觉得自己付出最多，永远站在道德高地上！是，你养我不容易，可你知道我有多难吗？我要工作，要还贷，要养孩子，要维系我这该死的跨国婚姻！我累得像条狗，回家还要看你的脸色！是，我是跟朋友说过你是保姆，不然呢？说我妈跑来给我当免费劳动力？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？”
她喘着粗气，眼泪冲花了精致的妆容。
“是，我是说过你做饭油烟大，说过你不会垃圾分类！可那只是抱怨！谁没抱怨过父母？你就没抱怨过我姥姥？妈，我也是人，我也会累，也会烦！你就不能体谅我一次吗？”
我看着她，我三十岁的女儿，哭得像个委屈的孩子。
她说得对，我也曾抱怨过我的母亲。
但我从没教过安雅，说姥姥是老不死的麻烦。
“安雅，”我平静下来，平静得可怕，“你可以累，可以烦，可以抱怨。但有些底线，不能碰。你教坏我的外孙，你在外人面前践踏我的尊严。这不是抱怨，这是在告诉我，我该滚了。”
我抱紧卢卡斯，朝房间走去。
“妈！你要干什么！”
“收拾东西。”
“现在没有航班！”
“就算睡在机场，我也不想在这个家，多待一秒钟。”
“妈！我错了！我道歉还不行吗？”安雅在身后哭喊。
我没有回头。
关上房门，把卢卡斯放在床上，用被子裹好。
孩子抽泣着，睡着了。
我开始收拾行李。
来时两个箱子，走时一个就够了。
我把那件织好的小毛衣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放在卢卡斯枕边。
那张存了二十万的银行卡，我放在了床头柜上。
手机不停地响，是安雅。
我挂断，再响，再挂断。
最后，直接关机。
天，彻底黑了。
这个城市很美，但不属于我。
这个家很大，但没有我的容身之处。
我拉开行李箱夹层，拿出那张全家福。
照片上，我们笑得那么甜。
我把照片塞进贴身的口袋，然后抱起卢卡斯，轻轻放回他的小床。
在他额上，印下最后一个吻。
再见了，我的小外孙。外婆爱你，但外婆得走了。
我拉着箱子，打开房门。
安雅就站在门外，眼睛肿得像桃子。
“妈，”她声音沙哑，“你非走不可吗？”
“非走不可。”
“那我怎么办？”她眼泪又下来了，“你走了，卢卡斯谁带？我和马克都要上班……妈，我需要你。”
我看着她，一字一句，清清楚楚地说：
“安雅，你需要的是保姆，不是妈。”
说完，我拖着箱子，从她身边走过，一步一步，走下楼梯，走出这个让我心寒的家。
身后，传来安雅撕心裂肺的哭声。
我没有回头。
冷风吹在脸上，像刀子割一样。
可再冷，也冷不过我的心。
走到街角，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房子。
三楼的窗户，还亮着灯，那是我住了四十多天的房间。
现在，它空了。
我深吸一口伦敦冰冷的空气，打开手机，开始搜索最近一班回国的航班。
今晚十一点四十分，希思罗机场，飞往北京。
正当我准备下单付款，手机却不合时宜地响了。
屏幕上跳动着一串陌生的英国号码。
我迟疑片刻，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
电话那头，一个略带沙哑的女声响起，用蹩脚的中文说道：
“是苏女士吗？我是史密斯，您的邻居。有件事……我想我必须得告诉你。是关于你女儿安雅和她丈夫马克的。昨晚我听到了他们在花园的谈话，内容是关于你，还有……”
伦敦街头的冷风像刀子一样刮过，我握着手机的手控制不住地抖了起来。
邻居史密斯太太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在生涩的中文和英文之间切换。
“苏女士，你还在听吗？”
“在，我在。”我的喉咙干得发紧。
“昨晚，我在花园里，听见了你女儿和女婿的对话。”史密斯太太的语速放得很慢，像是在斟酌每一个词，“他们以为四周无人，可我当时就在篱笆后面修剪我的玫瑰。”
我瞬间屏住了呼吸。
昏黄的路灯将我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，脚边的行李箱显得格外孤单。
“你女婿说，让你过来，主要就是为了省钱。”史密斯太太一字一句地复述，“他说英国保姆太贵，而且信不过。你来了，既能带孩子，又能做家务，还不用付什么薪水。”
我的心一寸寸往下沉，但我知道，这绝不是最糟的。
暴风雨来临前，总有令人窒息的平静。
“你女儿反驳说，妈妈会很累的。你女婿却说，累点怕什么，反正她年纪大了，在国内也是孤零零一个人。”
街灯的光晕在我眼前化开，一片模糊。
我无力地靠在路边的栏杆上，双腿发软，几乎站不住。
“然后，你女婿又说……”史密斯太太顿了顿，似乎在犹豫，“他说，等你老到走不动了，就送你去养老院。那种最便宜的。你女儿说这太残忍了，可你女婿说，这是最经济的选择。”
经济。
选择。
两个冰冷的词，像魔咒一样在我脑中盘旋。
“还有别的吗？”我问，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害怕。
“还有……”史密斯太太叹了口气，“你女婿盘算着，你带来的那些钱，正好可以拿去付投资房的首付。你女儿说那是你的养老钱，可你女婿说，反正她以后也用不上了，不如现在就拿出来投资。”
我缓缓闭上眼睛。
那张存着我二十万毕生积蓄的银行卡，此刻还静静地躺在安雅的床头柜里。
我以为那是我倾其所有给女儿的爱和底气。
可在他们眼里，那不过是一笔“可以动用的钱”。
“谢谢您，史密斯太太。”我开口道。
“苏女士，我很抱歉告诉你这些。但我认为，你理应知情。”史密斯太太的语气温和下来，“我每天都看到你带着孩子，真的太辛苦了。你是一位伟大的外婆。他们……他们不该这样对你。”
“谢谢。”我再次道谢，随后挂断了电话。
风更冷了，吹得我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意。
我在原地站了很久，直到四肢都冻得麻木。
手机屏幕暗了又亮，是安雅发来的消息。
“妈，你去哪儿了？快回来好吗？我们好好谈谈。”
“卢卡斯醒了，一直在哭着找外婆。”
“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先回来，我什么都跟你解释清楚。”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一条条信息弹出来。
最后一条是：
“妈，我在家等你。不管多晚，我都等你。”
我将手机揣回兜里，拉起行李箱的拉杆。
却不是回头，而是朝着地铁站的方向，一步步走去。
史密斯太太的电话，并没有改变我的决定，只是让它变得更加决绝和坚定。
我不想听安雅的任何解释，也不想知道她所谓的苦衷。
有些话，一旦说出口，就如同钉进木板的钉子，即便拔出来，那个丑陋的洞眼也永远都在。
深夜的地铁站人影稀疏。
我买了一张去机场的票，在长椅上静静候车。
对面广告牌上，幸福的一家三口，父母正微笑着牵着孩子的手。
我想起安雅小时候，我也是这样牵着她，送她上学，盼她放学。
她总说，妈妈的手是全世界最温暖的。
列车进站了。
我拖着箱子，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。
车厢里零星坐着几个晚归的人，脸上都挂着疲惫。
窗外，伦敦的夜景飞速倒退，万家灯火最终连成一片模糊的光带。
抵达机场时，已是深夜十点。
希思罗机场依旧灯火通明，人潮涌动。
我找到售票柜台，用几个简单的英文单词和比划，买到了最后一班回国的机票。
十一点四十分起飞，经济舱。
办完登机，托运了行李，我独自坐在候机大厅。
手机又开始震动，还是安雅。
我直接按掉，关机。
候机厅的大屏幕上滚动着航班信息。
中文，英文，各种语言交织在一起。
我死死盯着“北京”那两个字，思绪瞬间被拉回到很多年前，送安雅出国的那一天。
也是在机场，只不过是在北京首都机场。
她背着巨大的行囊，笑着朝我挥手：
“妈，等我在这边站稳了脚跟，就接你过来享福！”
我说好，我等你。
那时的我们都坚信，未来光明璀璨，距离和时差都不是问题，亲情足以战胜一切。
可现在我才明白，距离真的能改变很多东西。
时间也一样。
女儿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家庭，自己的盘算，自己的生活。
而我，成了那个“老了走不动的麻烦”，成了那个“可以用来省钱的选择”，成了那个“钱反正也用不上不如拿来投资”的工具人。
广播里响起了我的航班登机提示。
我站起身，汇入排队的人流。
过安检，过海关，一切都异常顺利。
坐在登机口的椅子上，我望着窗外的飞机，那巨大的机身和闪烁的航灯，像一个冰冷的钢铁巨兽。
“女士，您不舒服吗？”旁边一个年轻女孩递来一张纸巾。
我这才惊觉，自己早已泪流满面。
眼泪无声无息，却汹涌得无法抑制。
我接过纸巾，低声道了句谢谢。
“回家吗？”女孩问，看样子也就二十出头，像个留学生。
“嗯，回家。”我点点头。
“真好。”女孩脸上露出羡慕的笑容，“我也好想家。不过还得熬半年才能毕业。”
我看着她那张年轻的脸，恍惚间想起了安雅刚出国的模样。
也是这般年纪，也是这般神情，对未来满是憧憬。
“你妈妈一定很想你。”我说。
“是啊，我们天天视频。”女孩用力点头，“她说等我回去了，就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红烧肉。”
红烧肉。
安雅也曾最爱吃。
小时候，每周五的晚餐，雷打不动就是红烧肉。
她总是坐在桌前，晃着两条小腿，满足地说：
“妈妈做的红烧肉是全世界最好吃的！”
后来她出了国，说在英国吃不到那股正宗的味儿。
再后来她结了婚，说马克不喜欢吃太油腻的东西。
我来伦敦这一个月，只做过一次红烧肉，她却皱着眉说：
“妈，以后别做了，油烟味太重了，而且我们最近在健身，不能吃这么高热量的食物。”
开始登机了。
我找到自己的座位，靠窗。
放好随身的小包，系上安全带。
乘客们陆续登机，大多是同胞的面孔，拖家带口，大包小包。
飞机滑行，加速，腾空而起。
失重感袭来的瞬间，我闭上了眼睛。
再见了，伦敦。
再见了，安雅。
再见了，我的小卢卡斯。
手机始终关着。
我没有开机的欲望。
我知道，一旦开机，铺天盖地的信息和未接来电会瞬间涌入。
但我不想看，也不想听。
至少现在不想。
空姐送来了毛毯和耳机。
我裹紧毛毯，怔怔地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。
偶尔能瞥见地面上零星的灯火，像散落在黑丝绒上的碎钻。
邻座是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中年女士。
她看了看我红肿的双眼，轻声问：
“第一次出国看孩子？”
我点了点头。
“我也是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去看我儿子。待了三个月，实在待不下去了。”
“怎么了？”我下意识地问。
她脸上露出一抹苦笑：
“不去还想，去了才知。儿子整天忙得不见人影，儿媳妇客气得像待客人。孙子压根不认我，一抱就嚎啕大哭。我每天买菜做饭搞卫生，活脱脱一个免费保姆。到头来，还被嫌弃饭菜口味不对，卫生打扫得不够彻底。”
我望着窗外，沉默不语。
“不过现在想开了。”她继续道，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以后啊，他们需要帮忙，我出钱行，出力就算了。都说距离产生美，真凑近了过日子，剩下的全是鸡毛蒜皮。”
距离产生美。
这句话，我听过无数遍。
直到今天，才算是真正刻骨铭心地明白了。
飞机进入平流层，飞行平稳。
空姐开始派发餐食。
我要了份米饭，却毫无胃口。
邻座的女士倒是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边说：
“飞机餐再难吃，也比在英国强。我在那儿三个月，活活瘦了五斤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吃不惯啊。儿子儿媳吃他们的西餐，我自己做中餐又被嫌油烟大。后来干脆就随便对付，煮碗面条，下点速冻饺子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你说我们这代人，究竟图个什么？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，送出国，以为他们过得好，我们就开心。结果呢？”
结果呢？
我也没有答案。
餐后，机舱灯光调暗。
大部分人都沉沉睡去。
我毫无睡意，睁着眼睛看着窗外。
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，厚厚的云层在脚下铺陈开来，像无边无际的棉花海。
史密斯太太的话又在我耳边回响。
养老院。
最便宜的那种。
投资房。
最经济的选择。
这些字眼在我脑子里反复碾过，像一把钝刀子在慢慢割我的肉，不是一种致命的疼，却是绵长而细密的，疼得我喘不过气。
安雅，她都知道吗？
她同意了吗？
还是，她也只是身不由己？
我想起那晚隐约听到的争吵，想起她脸上无法掩饰的疲惫，想起她说的那句“我压力真的很大”。
或许，她真的很难。
在异国他乡立足本就不易，工作、房贷、孩子，每一座都是压在身上的大山。
但这，不能成为伤害母亲的理由。
天彻底亮了。
空姐送来了早餐。
我勉强喝了点粥。
邻座的女士也醒了，看着窗外的云海，感慨道：
“快到了。”
是啊，快到了。
离我的家，越来越近了。
飞机开始下降。
穿过云层，地面上的田野、道路、楼房渐渐清晰。
北京，我回来了。
飞机落地时，已是华灯初上。
我打开手机，一连串的提示音疯狂响起。
全是安雅的信息，未接来电，还有几条语音留言。
我一眼也没看，直接打车回家。
熟悉的街道，熟悉的楼宇。
打开家门，一股久未住人的灰尘味扑面而来。
一个多月，家具上都落了层薄灰。
我放下行李，打开所有窗户通风。
手机又响了。
这一次，是安雅直接打来的电话。
我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名字，许久，终究还是接了。
“妈！”安雅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，“你在哪儿？你为什么关机？我快要急疯了！”
“我到家了。”我平静地说。
电话那头瞬间陷入了死寂。
几秒后，她难以置信地问：“你……你真的回国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妈，你听我解释……”她的声音开始发抖，“是不是史密斯太太给你打了电话？她跟你说了些什么？那些话，那些话根本不是你想得那样……”
“那是哪样？”我反问，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。
“马克是说过那些混账话，可我没有同意！”安雅终于绷不住哭了出来，“我真的没有同意！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在吵架，就是因为这些事！我说我不能那样对你，他骂我感情用事，说我不懂得经济……我们吵得特别凶，卢卡斯都被吓哭了……”
我静静地听着，一言不发。
“妈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图省事，不该在朋友面前说你是帮忙的保姆，不该教卢卡斯那些不懂事的称呼……但我真的从没想过要送你去养老院，更没想过要你的钱！”安雅泣不成声，“那张银行卡，我压根不知道里面有那么多钱！我是今天收拾房间才发现的……妈，你把一辈子的积蓄都带来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！”安雅几乎是在哭喊，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带了这么多钱！我以为你只是来帮我渡过难关，我不知道你把自己的养老本都掏空了……”
“告诉你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我说，“告诉你，你就会对我好一点吗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，只剩下压抑的、断断续续的哭声。
“安雅，”我说，“妈累了。是真的累了。这一个月，我感觉像过了十年。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，怕做错事，怕说错话，生怕给你们添麻烦。可到头来，我还是成了你们最大的麻烦，不是吗？”
“没有，妈，你没有……”
“我有。”我打断她，“我做饭油烟太大，我不会垃圾分类，我不会讲英语，我带孩子的方式不科学，我在你朋友面前让你丢尽了脸。这些，难道不都是麻烦吗？”
“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她只会重复这三个字。
“不用说对不起。”我望着窗外熟悉的城市夜景，心如止水，“你没错，我也没错。错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该住在一起。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。离得远，我们还能彼此想念。住得太近，剩下的就只有相互嫌弃。”
“不是这样的……”
“就是这样。”我说，“安雅，妈想通了。你过你的日子，我过我的。以后你需要帮忙，我能帮的还会帮，但我们不能再住在一起了。你的家是你的家，我的家是我的家。我们，都各自安好吧。”
“妈，你别这样……”安雅哭得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。
“卢卡斯还好吗？”我转而问道。
“他一直在找你，哭累了刚刚才睡着……”安雅抽泣着，“妈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马上给你买机票，你明天就回来。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保证，我一定改……”
“安雅，”我轻轻地说，“有些话，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了。有些事，发生了就永远抹不掉。妈不怪你，但妈也真的回不去了。”
挂断电话，我瘫坐在沙发上。
屋子里静悄悄的，甚至能听到楼下邻居家的电视声。
我站起身，开始打扫卫生。
擦桌子，拖地，换上干净的床单。
一个多小时后，家里恢复了窗明几净。
洗了个滚烫的热水澡，我躺回自己熟悉的床上。
熟悉的床垫硬度，熟悉的枕头高度，熟悉的窗帘花色。
这，才是我的家。
手机屏幕又亮了一下，是安雅发来的新消息：
“妈，我会改的。我真的会改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”
我没有回复。
关了灯，闭上眼。
这一夜，我睡得格外沉。
无梦，也无惊醒。
直到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房间，我才悠悠转醒。
看了眼表，早上七点。
伦敦那边，应该是深夜十一点。
安雅或许睡了，或许，也和我一样彻夜难眠。
我起床，给自己煮了碗白粥，煎了个荷包蛋。
正坐在餐桌前吃早餐，门铃响了。
这么早，会是谁？
我打开门，门外站着邻居陈阿姨，手里还拎着一袋热气腾腾的包子。
“玉兰！真的是你回来了！”陈阿姨一脸惊喜，“我早上买菜路过，看见你家窗户开了，就猜是不是你回来了，还真让我给猜着了！”
我赶紧把她迎进门。
陈阿姨把包子放在桌上，上上下下地打量我：
“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不是说要去小半年吗？”
“有点想家了，就提前回来了。”我轻描淡写地解释道。
陈阿姨看我的脸色，便没再追问，只是拍拍我的手说：
“回来好，回来好。国外有啥好的，人生地不熟的。金窝银窝，不如自己的狗窝。”
我们一起吃了早餐。
陈阿姨跟我讲着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小区里发生的各种琐事：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，谁家的老人生病住院了，哪一户又搬走了。
我听着这些熟悉的家长里短，心里渐渐变得踏实起来。
这，才是我的人间烟火。琐碎，真实，而又温暖。
“这次回来，不走了吧？”陈阿姨问。
“不走了。”我答得干脆。
“那就好。”陈阿姨欣慰地说，“晚上来我家吃饭，我给你包饺子。韭菜鸡蛋馅儿的，你最爱吃的那口。”
送走陈阿姨，我开始整理从英国带回来的行李。
衣服一件件挂回衣柜，日用品也各归其位。
在行李箱的夹层里，我还看到了那张特意塑封的全家福。
我拿出来，静静地看了很久，然后将它收进了抽屉的最底层。
手机上有安雅的未接来电和新消息。
她说已经买了下周的机票，要带着卢卡斯回来看我。
我没有回复。
不是在赌气，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下午，我去超市买菜。
熟悉的街道，熟悉的店铺，熟悉的乡音。
卖菜的大姐一眼就认出了我：
“苏阿姨，好久不见了！上哪儿享福去了？”
“去女儿家住了段时间。”我说。
“是在国外吧？您可真有福气，女儿这么有出息。”大姐一边麻利地称菜一边说。
我笑了笑，没再接话。
福气吗？
或许吧。
但这份福气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买了菜，买了肉，还顺手买了一小束鲜花。
回家后插进花瓶，摆在餐桌上。
屋子里瞬间有了花香，有了烟火气，更有了人气。
晚上去陈阿姨家吃饭。
饺子喷香，韭菜鸡蛋馅儿，还是记忆里那个味道。
陈阿姨的老伴也在，我们三个人，围着一桌子菜，说说笑笑，气氛正好。
“玉兰，这次回来，有什么打算没？”陈阿姨的老伴问。
“还没想好。”我说，“先好好休息一阵子。”
“该休息。不过啊，人可不能闲着，一闲就容易胡思乱想。”陈阿姨接话道，“咱们社区的老年大学正好在招生，你要不要去报个名？学学书法，跳跳舞，也能认识点新朋友。”
老年大学。
我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：
“也好。”
第二天，我就去报了名，选了书法和国画两门课。
退休前我当了半辈子小学语文老师，一直就喜欢写写画画，但始终没有时间系统地学过。
现在，我有大把的时间了。
开学第一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挑了件素净的衣服，背上我的帆布包。
教室里已经坐满了同龄的老人，有男有女，都在兴高采烈地说着话。
老师是一位退休的美术教授，看起来和蔼可亲。
第一节课，老师教我们握笔，教我们画竹叶。
我画得格外认真，一笔一划，不敢懈怠。
旁边的老太太看了看我的画，夸道：
“你以前肯定学过吧？画得真好。”
“没有，我也是第一次学。”我笑着说。
“那你可真有天赋。”老太太乐呵呵地说，“我叫王秀英，住三号楼。你呢？”
“我叫苏玉兰，住五号楼。”
就这样，我认识了我的新朋友。
王秀英比我大两岁，退休前是单位的会计，老伴前几年走了，现在也是一个人住。
她性格开朗，爱说爱笑。
我们一起上课，一起下课，有时候约着去买菜，有时候结伴去公园散步。
我的生活渐渐变得规律而充实。
早上六点起床，去楼下打一套太极。
上午去上课，或是在家练字画画。
下午看看书，或者和王秀英她们去公园里晒太阳。
晚上看看电视，或者去广场上看大妈们跳舞。
手机还是会每天响起，是安雅的信息和电话。
我偶尔接，偶尔不接。
即便是接了，也只是简单的几句。
“妈，吃饭了吗？”
“吃了。”
“北京冷吗？伦敦这边也降温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卢卡斯今天会走路了，自己走了好几步。”
“真好。”
“妈，你真的不打算回来了吗？”
“不回了。”
然后，便是长久的沉默。
有时候她会在电话那头哭，我只会说一句“别哭了，好好过日子”，然后便挂断。
我知道，她也在努力弥补。
她每天都会给我发卢卡斯的照片和视频。
孩子一天天长大，会走了，会含糊不清地叫妈妈了，会追着球跑了。
看着那些照片，我的心是软的。
但那道裂痕，依旧清晰地存在着。
王秀英有时候会问我：
“你女儿还在英国呢？”
“嗯。”
“不想她？”
“想。”我说，“但想了也没用。她有她的生活，我也有我的。”
“也是。”王秀英叹了口气，“我女儿在上海，一年也就回来一趟。每次回来，头两天亲得跟什么似的，第三天就开始嫌我啰嗦，嫌我做的菜咸了淡了。所以啊，距离产生美，这话一点都没错。”
距离产生美。
又是这句话。
老年大学的课程越来越有趣。
书法课上，我学会了写隶书。
老师夸我性子沉，坐得住，字也写得稳。
国画课上，我学会了画梅兰竹菊。
王秀英总说我的画里有一股灵气，不像初学者画的。
我把画好的作品裱起来，挂在客厅的墙上。
王秀英来我家做客，看了连连称赞：
“真好看。玉兰，你都可以开个人画展了。”
“开什么画展，就是自己画着玩的。”我嘴上谦虚着。
“真的，我不骗你。”王秀英一脸认真地说，“咱们社区年底不是要办老年书画展吗？你挑几幅好的送过去，肯定能选上。”
我被她说得动了心，真的选了三幅画，两幅字，送到了社区活动中心。
没想到，真的选上了。
书画展那天，我和王秀英结伴去看。
我的两幅画就挂在展厅的墙上，一幅红梅，一幅墨兰。
旁边还贴着标签：作者，苏玉兰。
王秀英比我自己还高兴，拉着我在画前拍了好几张照片：
“看，我们玉兰成大画家了！”
来看画展的人还不少，有社区的居民，也有从外面闻讯赶来的人。
有个中年男人在我的那幅梅花图前站了很久，然后走过来找到我，客气地问：
“苏老师，请问您这幅梅花卖吗？”
我当场就愣住了：
“卖？”
“是啊，我很喜欢，想买下来挂在家里客厅。”男人诚恳地说，“您开个价吧。”
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王秀英在旁边悄悄地碰了碰我的胳膊：
“玉兰，人家问你话呢。”
“您……您看着给吧。”我小声说。
男人思索片刻，说：
“一千块，您看行吗？”
一千块。
我的一幅画，竟然值一千块。
我有些恍惚地点了点头。
男人当场就给我转了账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画取下来，仔细地包好。
那天晚上，我请王秀英去下了个小馆子。
点了三个我们都爱吃的菜。
王秀英一直笑得合不拢嘴：
“玉兰，你可真行啊，一幅画就卖了一千块。以后你多画点，光靠这个都能养活自己了。”
“不过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。”我笑着说，但心里却是真的高兴。
不是为那一千块钱，而是为了我的画，竟然真的有人欣赏，有人愿意花钱买回家，郑重地挂起来。
原来，我除了是安雅的妈妈，是卢卡斯的外婆，我还可以是苏玉兰，一个会画画的老太太。
从那以后，我画画更加用心了。
老师说我进步神速，建议我可以尝试画山水。
我买来教材，一遍遍地临摹。
山峦的走势，流水的形态，树木的姿态。
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，常常忘了时间，也忘了吃饭。
安雅还是会定期发信息，打电话。
她说她辞掉了工作，全职在家带卢卡斯。
她说马克很不理解，两个人为此经常闹矛盾。
她说卢卡斯已经会叫外婆了，她在视频里一遍遍地教，可孩子总是不肯开口。
“妈，你看，卢卡斯，快叫外婆。”
视频里，安雅抱着卢卡斯，指着手机屏幕。
卢卡斯眨巴着一双蓝色的眼睛，看看屏幕，又扭过头去玩自己的玩具了。
“他还小，不着急。”我说。
“妈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原谅我？”安雅问，眼圈又红了。
“我没有不原谅你。”我说，“安雅，妈真的不怪你。妈只是想过好自己的日子了。”
“那你来伦敦，我们一家人重新开始，不行吗？”
“不了。”我摇摇头，“伦敦是你的家，北京才是我的家。我们各自安好，就是最好。”
安雅在那头哭了，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。
但这一次，我没有心软。
挂了电话，我继续画我的画。
画的是远山，近水，水边还有一棵遒劲的老树。
老师说，山水画最重意境和气韵。
我想画出那种感觉，那种遗世独立的安静，那种天高地阔的开阔。
画到一半，手机又响了。
这次，又是一个陌生的英国号码。电话响了，是马克。
这是我到英国后，他头一回主动联系我。
“妈。”他喊了一声生硬的中文，随即切换回了英文。
我听得云里雾里，只能打断他：
“你慢点说，或者让安雅听。”
“不，这话我必须亲口告诉你。”马克固执地用着英语，刻意放慢了语速，“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那些话，我真的不该说出口，我非常抱歉。”
我没有作声。
“安雅非常伤心。她爱你，卢卡斯也念着你。回来吧，我们重新来过。我发誓，我会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对你好。”
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。
这句话，他咬字清晰，透着一股认真劲儿。
“马克，”我用他听不懂的中文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“有些伤口，不是一句道歉就能愈合的。有些裂痕，就算补上了，疤也永远都在。你跟安雅好好过日子，照顾好卢卡斯。我在国内一切都好，别挂心了。”
“我不懂……”他迷茫地回应。
“就这样吧。”我说，“再见。”
我挂断电话，继续我的画。
远山已经有了轮廓，接下来是水。
水得有魂，得流动起来。
我饱蘸浓墨，悬起手腕，笔尖落下。
王秀英敲门进来，手里拎着一兜橘子。
“玉兰，快尝尝我买的，甜到心里去！”
我让她坐下，把我的画拿给她看。
她端详了半天，啧啧称奇：
“这山画得真绝了，有股子顶天立地的气势。这水也活了，跟真的一样在流。玉兰，你就是个天才！”
“哪有那么夸张，就是瞎画着玩。”我笑道。
“喜欢，就是最大的天赋。”王秀英剥开一个橘子，塞了一半给我，“对了，下个月老年大学要去苏州写生，你去不去？”
“去几天？”
“三天两夜，吃住全包，一个人八百块。”
我思忖片刻，点了点头：“去。”
“那太棒了！”王秀英拍手叫好，“咱俩正好一个屋。苏州我熟得很，到时候我带你吃地道的苏帮菜，那味道，绝了！”
苏州。
记忆的阀门一下子被打开。很多年前，我跟老伴去过。
那时安雅还小，寄放在奶奶家。
我们俩在苏州待了三天，逛园林，听评弹，吃那道有名的松鼠鳜鱼。
老伴那时说，等咱们都退了休，他就带我把中国走个遍。
可后来他病倒了，没能等到退休的那一天。
再后来，我一个人，哪儿都没再去过。
现在，我终于可以自己去了。
报了名，交了钱。
我开始收拾行囊。
衣服，鞋子，还有我的画具。
王秀英嘱咐我别带太多，缺什么到地方现买。
我应声说好。
出发的前一晚，安雅的视频弹了过来。
她瘦了一大圈，眼下的乌青格外显眼。
卢卡斯在她怀里睡得正沉。
“妈，您要出去旅游？”她问。
“嗯，去苏州，三天。”
“您一个人？”
“跟同学一起。”
“同学？”安雅显然愣住了。
“老年大学的同学，”我解释道，“一起学画画认识的。”
安雅沉默了许久，才缓缓开口：
“妈，您好像变了。”
“是吗？”
“嗯，精神头足了，看着也年轻了。”她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容，“看来您在国内，过得真的不错。”
“是挺好的。”我坦然承认。
“那就好。”她垂下眼，视线落在卢卡斯身上，“妈，我辞职了，现在全职在家带孩子。马克不同意，我们为此吵了无数次。他说我不上班，家里的经济压力会很大。我说我可以找兼职，他又说兼职的收入不稳定。”
我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插话。
“我后悔了，妈。”她猛地抬头，眼泪瞬间决堤，“我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劝，一门心思要嫁到国外。我后悔为了马克，离你那么远。我后悔……”
“安雅，”我打断了她，“别说后悔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跪着也要走完。”
“可我走得太累了……”她终于失声痛哭，“妈，我真的好累……”
我看着屏幕里已经三十岁的女儿，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。
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，但这一次，我没有说“回来吧”，也没有说“有妈在”。
“累了就歇歇脚，”我说，“但路，终究要靠你自己走。妈老了，帮不了你一辈子。你得自己想办法，跟马克坐下来好好聊，把日子理顺了。”
“您不管我了吗？”她的声音细若蚊蝇。
“管。”我说，“但你得先自己站起来。妈不能扶着你走一辈子。”
视频通话中断了。
或许是信号不稳，又或许是她主动挂断的。
我对着漆黑的屏幕，静坐了很久。
窗外的月亮，又大又圆。
快中秋了。
第二天，我跟王秀英登上了去苏州的高铁。
车厢里全是老年大学的同学，二十多号人，一路上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
王秀英挨着我坐，指着窗外飞逝的景色：
“你看多美。就该多出来走走，老在家里憋着多没劲。”
是啊，出来走走，真好。
高铁呼啸而过，窗外的田野、村庄、河流，都成了流动的风景线。
我想起了伦敦压抑的地铁，想起了希思罗机场，想起了那栋砖红色的房子。
那些，都成了翻过去的一页。
苏州到了。
小桥流水，白墙黛瓦，跟记忆里一样温婉动人。
我们下榻在古镇的客栈，推开窗就是潺潺的河水，乌篷船悠悠划过，船上传来评弹的软糯唱腔。
白天，我们背着画板，跟着老师四处写生。
画精致的园林，画古朴的小桥，画灵动的水乡。
晚上，大家就聚在客栈的庭院里，围坐一圈，喝茶聊天，兴起了还唱上几句。
第三天是自由活动。
王秀英兴致勃勃地说要带我去吃最正宗的苏帮菜。
我们穿过一条条幽深的小巷，找到了一家藏在深处的老字号。
松鼠鳜鱼、响油鳝糊、清炒虾仁，每一道都鲜美得让人停不下筷子。
“怎么样，比英国菜强多了吧？”王秀英得意地问。
“好吃。”我由衷地点头。
“那就多吃点。”她往我碗里夹菜，“玉兰，说真的，你现在的状态比刚回来那会儿好太多了。那时候你整个人都耷拉着，看着就让人心疼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眼里有光，脸上也有笑了。”
“有吗？”
“有。”王秀英一脸认真，“人啊，就得为自己活。儿女自有儿女福，咱们得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。自己开心了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是啊，自己开心，比什么都重要。
吃完饭，我们沿着古镇的石板路慢慢散步。
老宅，灯笼，斑驳的墙。
走到一座石桥上，我停下脚步，看着河面倒映的灯影。
红色的灯笼，黑色的屋檐，在水波里晃晃悠悠。
手机响了，是安雅。
我接通了电话。
“妈，您在哪儿？”
“在苏州，桥上呢。”
“风景好吗？”
“很好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她顿了顿，语气里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坚定，“妈，我决定了。我要带卢卡斯回国，住一阵子。”
我愣住了：
“回国？”
“嗯。马克不同意，但我已经决定了。”安雅的声音平静又有力，“我需要时间来想清楚一些事情。也该让卢卡斯学学中文，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。妈，我能回家住吗？就一段时间。”
我紧紧握着手机，看着河里荡漾的光影。
灯笼的红光，一圈一圈地散开。
“妈？”安雅在电话那头轻声呼唤。
我说：
“好，回来吧。妈在家等你。”
安雅带着卢卡斯回来的那天，北京恰好下了入冬的第一场雪。
我早早地赶到机场，在国际到达口翘首以盼。
屏幕上显示航班已落地，旅客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出来。
我踮起脚，在人潮中焦急地搜寻。
然后，我看见了她。
安雅推着行李车，卢卡斯坐在车上。
她清瘦得厉害，裹着厚重的羽绒服，围巾遮住了半张脸，被寒风吹得通红。
卢卡斯被包得像个小粽子，只露出一双好奇的蓝眼睛，四下张望着。
“妈！”安雅也发现了我，用力挥手。
我快步迎了上去。
走到她面前，千言万语堵在喉咙，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
才半年不见，她好像变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那双眼睛里，多了些什么，也少了些什么。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安雅开口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
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我接过她手里的行李车，“冷坏了吧？车就在外面，咱们赶紧回家。”
卢卡斯盯着我，眨了眨大眼睛，突然伸出小手，用中文清晰地喊了一声：
“外婆。”
我当场僵住。
安雅也惊呆了。
“卢卡斯，你会叫外婆了？”安雅又惊又喜。
“外婆。”卢卡斯又重复了一遍，字正腔圆。
我的眼泪“唰”地就下来了。
我伸手将他抱进怀里，紧紧地搂着。
小家伙身上带着暖暖的奶香，软乎乎的一团。
他也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搂住我的脖子，把小脸蛋贴在我的脸上。
“外婆不臭。”他奶声奶气地说。
我哭得更凶了。
安雅也跟着抹眼泪，一手推着行李车，一手擦着脸颊。
机场大厅里人来人往，没有人留意到角落里的我们。
我们祖孙三代，在接机口抱作一团，哭得稀里哗啦。
回家的路上，卢卡斯睡着了。
安雅坐在后排，抱着儿子，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雪景。
“北京下雪了。”她说。
“是啊，第一场。”我握着方向盘，手还有些微抖。
太久没碰车，有些生疏了。
“伦敦很少下雪，就算下了也积不起来。”安雅轻声说，“卢卡斯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呢。”
“明天带他去院子里堆雪人。”
“好。”
车里沉默了一阵，安雅忽然开口：
“妈，对不起。”
“都过去了。”我说。
“过不去。”她摇着头，“这几个月，我白天想，晚上也想。想我当初说的那些混账话，做的那些糊涂事。妈，我真不是个东西。”
“别这么说自己。”
“我就是！”她固执地坚持，“我就是个白眼狼。您对我那么好，我把您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还不知好歹地嫌弃您，还……”
她又开始哽咽：“我还教卢卡斯说那些话……妈，我每想起来一次，就想抽自己一巴掌。”
“好了，别说了。”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她，“回来就好。咱们一切都重新开始。”
“嗯，重新开始。”
回到家，卢卡斯醒了。
小家伙对这个新环境充满了好奇，睁着一双蓝眼睛骨碌碌地到处看。
我帮他脱掉厚重的外套、帽子和围巾。
他有些怯生生地站在客厅中央。
“卢卡斯，这是外婆家。”安雅蹲下身，指着我对他说，“外婆的家，就是妈妈的家，也就是卢卡斯的家。”
卢卡斯看看我，又看看安雅，然后迈开小短腿，摇摇晃晃地朝我走过来，拉住了我的手。
那一瞬间，我的心彻底融化了。
安雅和卢卡斯在家安顿了下来。
我把主卧腾出来给他们母子俩住，自己搬到了次卧。
她起初执意不肯，我说孩子小，需要更大的空间活动，她才勉强同意。
最初的几天，我们之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。
彼此都太客气了，客气得不像一家人。
她抢着干家务，我抢着下厨房。
她给卢卡斯喂饭，我就去给卢卡斯洗澡。
我们都拼命想对对方好，却又显得那么小心翼翼。
直到第三天夜里，卢卡斯发起了高烧。
半夜，我听见安雅房间里有动静，起身过去一看，卢卡斯小脸烧得通红，浑身滚烫。
安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抱着孩子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。
“妈，怎么办？他不会有事吧？”
“别慌，先量体温。”
我找来体温计，一测，三十九度二。
“马上去医院。”我当机立断。
“这么晚了……”
“孩子发烧不能拖，立刻就去。”我迅速穿好衣服，从抽屉里翻出医保卡和钱包，“你穿厚点，把孩子包严实了。”
凌晨两点，我们赶到了儿童医院。
急诊室里人满为患，孩子的哭声，大人的安抚声，交织在一起。
我们挂了号，排队候诊。
卢卡斯蔫蔫地靠在我怀里，小脸蛋红得像个小苹果。
“妈，会不会是肺炎啊？”安雅的声音都在发颤。
“别胡思乱想，等医生诊断。”我拍了拍她的手，才发现她的手一片冰凉。
等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总算轮到了我们。
医生检查后，诊断是病毒性感冒，开了药，嘱咐我们回家观察，多喝水，注意物理降温。
回到家，天都快亮了，已经凌晨四点。
我给卢卡斯喂了药，又用温水帮他擦拭身体。
安雅红着眼睛，在一旁打下手。
“妈，您去睡吧，我来守着。”她说。
“我不困，你眯一会儿。”
“我也不困。”
我们俩谁都没睡，就这么一起守着卢卡斯。
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他的烧总算退下去一些，沉沉地睡着了。
我和安雅并肩坐在床边，看着孩子熟睡的脸庞。
“妈，”安雅轻声开口，“谢谢您。”
“傻孩子，跟妈客气什么。”
“要是没有您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她低着头，“在伦敦的时候，卢卡斯也烧过一次，也是半夜。我跟马克抱着他去医院，语言不通，病情都说不清楚。护士的态度冷冰冰的，医生也等了很久才来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要是您在就好了。”
我没作声，只是轻轻拍着卢卡斯的后背。
“我那时候真是鬼迷心窍了。”安雅自嘲道，“总觉得国外什么都好。现在才明白，真是金窝银窝，不如自己的狗窝。妈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不回英国了。”
我转头看向她。
“我和马克分居了。”她平静地陈述，“他不同意我带孩子回国，我们大吵了一架。我最后跟他说，要么分居，要么离婚。他选了分居。”
“那你的工作……”
“辞了。”安雅笑了笑，“其实早就想辞了。那工作听着光鲜，实际上压力又大，薪水也并不高。在伦敦，我们俩的收入，还完房贷车贷，再交了幼儿园的费用，就剩不下什么了。所以那时候才会那么焦虑，所以才会……”
所以才会说出那些伤人的话，做出那些糊涂的事。
“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我问。
“先在国内安顿下来，陪陪您，也陪陪卢卡斯。”她说，“工作的事不急，慢慢找。我好歹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，英语没问题，也有工作经验，找份工作应该不难。可能工资没那么高，但没关系，够我们生活就行。”
“妈这里有……”
“妈，您的钱您自己留着养老。”安雅打断我，“我不能再花您的钱了。我已经长大了，该靠自己养活自己，养活我的孩子。”
我看着眼前的女儿，忽然觉得，她是在这一刻，才真正长大了。
不是年龄的增长，是心智的成熟。
“好。”我说，“妈支持你。”
卢卡斯的病痊愈后，安雅便着手找工作。
她在网上投递简历，四处去面试，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。
我就在家帮她带孩子，操持家务。
但这一次，感觉和从前完全不同了。
她会提前跟我商量：“妈，我明天有个面试，可能会晚点回来。”
我会说：“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”
她下班回家，会跟我聊面试的细节，我也会给她出出主意。
她会主动分担家务，我说：“放着我来。”
她会说：“妈，您歇着，我来。”
我们之间，更像是两个互相尊重、互相扶持的成年人。
卢卡斯的中文进步神速。
他已经会说很多词汇了：外婆，妈妈，吃饭饭，喝水水，出去玩。
他最爱去家附近的公园，看爷爷奶奶们打太极，看小朋友们放风筝。
每次去都兴奋得手舞足蹈。
有一天在公园，他指着一位正在打太极的白发老爷爷，对我说：
“外婆，学。”
“外婆不是正在学嘛。”我说。
“卢卡斯，学。”他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。
我被他逗笑了：
“好，外婆教你。”
于是，每天清晨的公园里，就多了一个小小的身影，跟在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后面，有模有样地比划着太极。
动作虽不标准，但那份认真劲儿，可爱极了。
王秀英见了，笑得合不拢嘴：
“玉兰，你这外孙可真行，这么小就懂得养生，将来肯定长命百岁。”
安雅的工作很快就有了着落，在一家外贸公司担任业务经理。
薪水不算顶尖，但胜在时间相对自由，方便她兼顾家庭。
她对此很满意，上班第一天，特意换上了新买的职业套装。
“妈，您看怎么样？”她在镜子前转了一圈。
“好看。”我上前帮她理了理衣领，“我的女儿，穿什么都好看。”
她忽然伸出手臂抱住我，把头深深地埋在我的肩窝：
“妈，谢谢您。”
“谢什么。”
“谢谢您没有不要我。”她小声说。
“傻话。”我拍着她的背，“妈怎么可能不要你。”
生活，就这样不疾不徐地步入了正轨。
安雅去上班，我在家带孩子。
到了周末，我们仨就一起去超市大采购，去公园撒欢，或者在家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。
卢卡斯越来越开朗活泼，中文也说得愈发流利，已经能奶声奶气地背几首唐诗了。
春节一天天近了。
这是安雅出国这么多年，头一次在家过年。
我们一起大扫除，贴春联，置办年货。
安雅还跟着我学包饺子，虽然包出来的形状千奇百怪，但她包得格外认真。
卢卡斯则在一旁纯属捣乱，把自己弄成了只满脸面粉的小花猫。
除夕夜，我们三个人围坐在一起，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。
桌上摆了八个菜，寓意着发财，有鱼有肉，有鸡有鸭。
电视里放着春晚，虽然谁也没心思认真看，但那份热闹的背景音让人心安。
“妈，我敬您一杯。”安雅端起饮料杯，“谢谢您原谅我，也谢谢您让我有家可回。”
“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”我跟她碰了碰杯。
卢卡斯也有样学样地举起他的小水杯：
“外婆，干杯！”
“干杯！”我们三个的杯子碰到一起，清脆的响声和笑声充满了整个屋子。
吃完饭，安雅去厨房收拾碗筷，我抱着卢卡斯到窗边看烟花。
窗外，绚烂的烟花一朵接着一朵在夜空中绽放，红的、绿的、黄的，将漆黑的夜幕照得亮如白昼。
“外婆，好看。”卢卡斯指着窗外，兴奋地叫着。
“嗯，好看。”我搂紧他，“明年过年，咱们还一起看。”
“好。”他乖乖地靠在我怀里，像只温顺的小猫。
安雅收拾妥当，也走了过来，和我们一起看烟花。
她从身后揽住我的肩膀，我怀里抱着卢卡斯。
我们三个人的身影，紧紧地依偎在窗前，看烟花璀璨，看岁月静好。
“妈，”安雅忽然开口，“有件事，我想跟您商量一下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我想把我的姓改回来。”她说，“卢卡斯也跟我姓，姓安。他的中文名字，我想好了，就叫安睿。睿智的睿。”
我惊讶地转头看她。
“我想了很久。”安雅的目光投向窗外的烟火，眼神清澈而坚定，“我是您一手养大的，我姓安。我的孩子，理应也姓安。至于马克那边……如果他不同意，那也由不得他。反正，我不会再让安睿回英国了。他是在中国出生的孩子，就该在中国长大。”
“你都想好了？”我问。
“想好了。”她重重地点头，“妈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以前我总削尖了脑袋想融入别人的世界，总想过上别人眼中光鲜亮丽的日子。现在我不想再那么累了。我是谁，我从哪儿来，我要往哪儿去，这些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是安雅，是您的女儿，是安睿的妈妈。我要留在中国，把安睿抚养成人，陪着您慢慢变老。”
我的眼眶湿润了。
窗外的烟花仍在绽放，一朵接着一朵，那璀璨的光芒映照在她的脸上。
那张与我酷似的脸庞，此刻却比我更坚定，更明亮。
“好。”我说，“妈支持你。”
春节过后，安雅便着手办理改姓的事宜。
过程比想象中要复杂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。
马克从英国打来电话，有过争吵，也有过哀求，但安雅的态度异常坚决。
“安睿是我的儿子，我有权决定他在哪里生活，以及他姓什么。”她在电话里冷静地说道，“如果你无法接受，那我们就离婚。如果你能接受，我欢迎你随时来看他，但抚养权必须归我。”
最终，马克妥协了。
他说需要时间考虑，但同意了安睿暂时留在中国生活。
三月，卢卡斯正式更名为安睿。
我们去派出所办好了所有手续，户口本上也换了新的合照。
照片上，我们祖孙三人，都笑得格外灿烂。
四月，春暖花开。
我常常带着安睿去公园里看花，看草，看新抽芽的柳树。
两岁的他，已经能跑得飞快，话也说得越来越溜。
他尤其喜欢跟着王秀英她们跳广场舞，动作滑稽，却总能引来一片善意的笑声。
有一天，在公园里，安睿正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沙子。
旁边一位老太太好奇地问：
“这混血宝宝真俊，他爸爸是外国人吧？”
安睿抬起头，用字正腔圆的中文回答：
“我爸爸在英国，我妈妈在中国，我外婆也在中国。我姓安，我叫安睿。”
老太太乐了：
“哟，这孩子真聪明。”
我也笑了。
是啊，我的外孙，真聪明。
安雅的工作越来越顺手，她适应得很快。
上司器重她，同事们也喜欢她。
她渐渐有了自己的新朋友和社交圈。
周末，她有时会跟同事们出去聚会，有时会带着我和安睿去郊区游玩。
我们的生活，简单、充实，且温暖。
五月，我的一幅山水画在市里举办的老年书画展上获了奖。
虽然只是个鼓励奖，但也足以让我高兴半天。
安雅比我还激动，坚持要请客为我庆祝。
我们去了一家环境不错的餐厅，点了一大桌子菜。
“妈，您太厉害了。”安雅举杯道，“以后您就是我们家的大画家了，我可得好好巴结您。”
“就你嘴甜。”我笑着说。
“我是说真的。”她收起玩笑的神色，认真地说，“妈，我觉得您从英国回来以后，就像变了个人。以前您的世界总是围着我和我爸转，现在您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朋友，有自己的生活。这样，真好。”
是啊，真好。
六月初，马克来了。
他从英国飞了过来，说是想看看孩子。
安雅征求我的意见，我说：
“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，该见。”
我们在家里见了马克。
他瘦了，也显得沧桑了些。
看到安睿，他情绪很激动，伸手就想去抱，但安睿却下意识地躲开了，藏到了我的身后。
“卢卡斯，是爸爸啊。”马克用英语说。
“我叫安睿。”安睿用中文回了一句。
马克愣在当场，不解地看向安雅。
安雅平静地解释：“他改名字了，跟我姓安，现在叫安睿。”
马克沉默了很久，才沙哑着嗓子说：
“我们能单独谈谈吗？”
安雅点点头，和他一起走到了阳台。
我带着安睿在客厅里玩积木。
阳台的门关着，隐约能听到他们交谈的声音，时而激昂，时而平缓。
谈了大概半个多钟头，他们才出来。
马克的眼圈是红的，安雅的表情却很平静。
“妈，我送马克去酒店。”安雅说。
“好。”
马克走到我面前，用他那蹩脚的中文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“阿姨，对不起。”
“都过去了。”我说。
“谢谢。”他说完，便跟着安雅出了门。
那天晚上，安雅很晚才回来。
我一直没睡，在客厅里等她。
“谈得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“他同意离婚了。”安雅陷进沙发里，神情有些疲惫，“抚养权归我，他每年可以来看安睿两次。财产对半分割，但他把国内这套房子留给了我。”
“你想好了？”我又问了一遍。
“想好了。”她点点头，“妈，我跟他，真的过不下去了。我们的观念、生活习惯，包括对未来的规划，全都背道而驰。硬凑在一起，只会是互相折磨。分开了，对我们俩，都好。”
“那你还……”
“我还爱他吗？”安雅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自嘲地笑了笑，“不爱了。或者说，曾经爱过，但那份爱早就在一次次的争吵和失望中消磨殆尽了。我们之间，除了安睿，已经什么都不剩了。”
我握住她冰凉的手：“你决定了就好。妈永远支持你。”
“谢谢您，妈。”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，“有您在，真好。”
七月，离婚手续全部办妥。
安雅正式恢复了单身。
她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伤感，反而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，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
八月，安睿两岁半，顺利地上了家附近的幼儿园。
虽然头几天哭得撕心裂肺，但很快就适应了集体生活。
老师夸他聪明，学东西快，一口普通话说得比班上有些本地孩子还标准。
九月，我的画被一家小画廊看中，提出要收购。
虽然价格不高，但对我而言，是莫大的肯定和鼓励。
王秀英开玩笑说：
“玉兰，你这下要成名了！”
“出什么名，自己瞎画着玩罢了。”我嘴上谦虚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
“那也得画得好才行啊。”王秀英说，“下次再办画展，你可得请我吃大餐。”
“好，一定请你吃最好的！”
十月，安雅升职了，成了部门主管。
工资涨了一截，工作也随之变得更加忙碌。
安雅把准时下班当成了铁律，只为赶回来陪安睿吃一顿热饭，玩一会儿游戏。
日子就在这琐碎的陪伴里，一寸寸铺开，安稳又熨帖。
十一月底，京城的第一场雪，不期而至。
一夜之间，天地皆白，干净得像是换了人间。
安睿趴在窗边，兴奋得小脸通红，嚷嚷着要冲进雪里撒欢。
我们把他裹得像只圆滚滚的小企鹅，在院子里堆了个憨态可掬的雪人。
胡萝卜做了鼻子，纽扣嵌成眼睛，脖子上围着我亲手织的红围巾，喜庆又可爱。
安睿绕着雪人疯跑，笑声清脆得像银铃。
“外婆，雪人真漂亮！”
“是啊，漂亮。”我笑着拍去他身上的落雪。
安雅回来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，她没多想就笑着加入了我们。
三代人，在雪地里追逐嬉闹，仿佛都回到了不识愁滋味的童年。
玩到筋疲力尽，才红着脸蛋回家。
屋里暖气烧得足，一进去就被暖意包裹。
我煮了三大碗热气腾腾的汤面，卧着金灿灿的荷包蛋。
我们围着桌子，呼噜呼噜吃得额头冒汗。
“妈，有件事想跟您商量。”安雅放下筷子。
“什么事，你说。”
“我想买套房。”她语气认真，“现在这儿还是太挤了。安睿大了，得有自己的小天地。您也该有个清静地方，画画写字，不再挤着。”
“钱够吗？”这是我最关心的。
“够，”她笃定地点头，“离婚分的加上我这几年的积蓄，首付没问题。月供我也还得起。我想买个三居，您一间，我一间，安睿一间。离他幼儿园和我的公司都不能太远。”
“有看好的了？”
“圈定了几个，周末我们娘俩一起去掌掌眼？”
“好。”
周末，我们实地看房。
最终，在一处南北通透、带着超大阳台的三居室前停下了脚步。
小区绿化做得极好，自带花园和儿童乐园。
步行到幼儿园五分钟，开车到安雅公司二十分钟，简直是为我们量身定做。
“就它了。”我拍板。
“好，就它！”安雅眼里也闪着光。
交定金，签合同，一气呵成。
明年三月交房，简单装修一下，夏天就能住进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家。
回程路上，安睿在后座睡熟了。
安雅稳稳地开着车，我抱着外孙，看着窗外流光溢彩的街景，熟悉又恍如隔世。
“妈，你不会觉得我太心急了吗？”安雅忽然问，“刚挣脱出来就想着置业。”
“怎么会，”我安抚她，“脚下有自己的地，心里才不慌。”
“嗯。”她轻轻点头，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以前在伦敦那栋大房子里，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客人。现在这套还没到手的小房子，才让我感觉，那是家。”
是啊，家。
无关大小，无关奢华，只关乎身边是谁。
十二月，圣诞节悄然而至。
安雅提议，节是洋节，但快乐是自己的，正好借机热闹一下。
我们买来小小的圣诞树，挂上闪烁的彩灯和礼物。
平安夜，一家三口围坐在树下，郑重地交换礼物。
我送安睿一套绘本，送安雅一条暖和的围巾。
安雅送我一套顶级的画具，送安睿一辆酷炫的遥控车。
安睿则回赠了我们一人一幅“大作”，线条歪歪扭扭，色彩天马行空，但在我们眼里，胜过一切名画。
睡前，安睿神秘兮兮地问我：
“外婆，圣诞老人真的会来吗？”
“当然，”我哄他，“只要你乖乖睡着，他就会把礼物塞进你的袜子里。”
“那我马上就睡！”他立刻闭上眼，呼吸很快就变得均匀。
我替他掖好被角，在他额上印下一个轻吻。
安雅在客厅等我，递过来一杯热牛奶。
“妈，圣诞快乐。”
“快乐。”
我们并肩坐在沙发上，看窗外又开始飘雪。
“妈，这一年，过得跟做梦似的。”安雅把头靠在我肩上。
“是啊，像梦。”
“但这是个好梦。”她蹭了蹭我，“妈，谢谢您。谢谢您肯原谅我，肯让我回来，肯一直陪着我。”
“傻孩子，我是你妈。”我揽住她瘦削的肩膀。
窗外雪落无声，屋内灯火可亲。
圣诞树上的彩灯不知疲倦地闪烁着，像天上的星星落入凡间。
新的一年，正踏着风雪，朝我们走来。
新房三月准时交付，装修计划提上日程。
设计师是安雅请的，但拍板定调的却是我。
我给自己要了间朝南的书房，阳光要足，画画不伤眼。
安雅要了开放式厨房，这样她做饭时，一抬头就能看到在客厅玩的安睿。
安睿则强烈要求一个树屋造型的床，满足他上蹿下跳的幻想。
设计师很给力，效果图出来，是简洁温暖的现代中式，每一处都透着“家”的味道。
我和安雅都极为满意。
装修期间，每个周末去新房监工成了我们的固定活动。
眼看着空荡荡的毛坯房，一天天被填满，有了骨肉，有了温度，心里那份踏实感，无与伦比。
四月，我的第二幅画在画廊售出。
是一幅烟雨江南，小桥流水。
买家是位老先生，他说画里有他回不去的故乡。
王秀英听闻，立刻打来电话“勒索”，非要我请客。
我们在小区门口的小馆子搓了一顿，她比我还激动：
“玉兰，你现在可是正儿八经的画家了！”
“什么画家，才卖了两幅。”我嘴上谦虚，心里却甜丝丝的。
“两幅也是战绩啊！我画了一辈子，一幅都没卖出去过呢！”王秀英嚷嚷，“这顿不行，太寒酸。等你搬新家，我去给你暖房，你必须亲自下厨，做满一桌子大菜！”
“行，一言为定！”
五月，新家落成，我们择吉日搬迁。
王秀英呼朋引伴，带着老年大学的一帮老姐妹前来“帮忙”，实则是参观。
她们在屋里屋外转悠，赞叹声不绝于耳。
“这房子真敞亮，通透！”
“这书房绝了，玉兰以后可有福了。”
“厨房真大，摆个大圆桌都绰绰有余。”
安雅负责招待，我则在厨房大展身手。
红烧肉、糖醋鱼、清炒时蔬、香菇鸡汤……满满一桌家常菜，香气四溢。
席间，一位老姐妹拉着我的手感慨：“玉兰，你这福气，真是修来的。女儿能干孝顺，外孙聪明可爱，自己还有一手绝活，画都能卖钱，了不得！”
我笑着连连点头，心里暖意融融。
安睿在新家里像只快乐的小鸟，跑来跑去，尤其钟爱他的树屋床，爬上爬下，乐此不疲。
安雅就跟在他身后，时刻准备着保护。
“安雅现在可算是苦尽甘来了，”王秀英说，“房子有了，工作顺了，孩子也懂事了。”
“是轻松多了，”安雅笑道，“主要是我妈在，没她我一个人撑不住。”
“知道就好，”王秀英拍拍她的手，“你妈不容易，好好待她。”
“我记着呢。”安雅郑重地点头。
送走客人，喧嚣散去，我们一家三口陷在柔软的沙发里。
落地窗外，是小区的花园，绿意盎然，孩子们的笑闹声隐约传来。
“妈，喜欢这里吗？”安雅问。
“喜欢。”我眯着眼，感受着洒在身上的阳光，暖洋洋的，舒服得让人想打盹。
“我也喜欢！”安睿从我怀里钻出来，“外婆，我们家好大呀！”
“是啊，好大。”我揉着他的小脑袋，“以后安睿可以撒开腿跑啦。”
“嗯！”他用力点头，眼睛亮晶晶的。
新家，新生活，一切都刚刚好。
六月，安睿三岁生日。
我们没大办，就在家里给他开了个小型派对，请了幼儿园的几个好朋友。
一群小不点聚在一起，家里瞬间变成了游乐场。
我和安雅忙得脚不沾地，累，但看着孩子们的笑脸，心里比蜜还甜。
安睿收到了堆成小山的礼物，最爱的是一套复杂的乐高。
他能一个人在地毯上，安安静静地拼上一下午。
“安睿，长大了想做什么呀？”安雅好奇地问。
“当飞行员！”他头也不抬地回答，“开好大好大的飞机，带外婆和妈妈去天上玩！”
“好啊，那可要好好学习哦。”
“嗯！”他回答得斩钉截铁。
七月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市里的老年书画大赛，竟拿回一个三等奖。
颁奖那天，安雅和安睿特地请假陪我。
当我走上台领奖时，一眼就看到了台下为我用力鼓掌的他们，安睿更是兴奋地挥舞着小手。
下台后，安雅献上一大束鲜花：“妈，恭喜您！”
“外婆，你好厉害！”安睿崇拜地竖起大拇指。
我抱着花，眼眶有些湿润。
奖项虽小，但于我而言，分量千钧。
它像一声嘹亮的号角，告诉我，我不仅仅是安雅的母亲，安睿的外婆，我还是苏玉兰，一个可以用画笔描绘世界的苏玉兰。
八月，安雅公司有一个去英国出差的机会，为期半个月。
她有些犹豫，回来征求我的意见。
“去啊，”我毫不迟疑，“工作为重。”
“可安睿……”
“有我呢，你操心什么。”我给她吃定心丸，“放心去，家里一切有我。”
“妈，您一个人带他，能行吗？”
“怎么不行？三岁了，懂事了。再说还有王奶奶她们呢，没事。”
安雅这才下定决心，提交了申请。
九月初出发，目的地，伦敦。
临行前，她像个复读机，把安睿的注意事项在我耳边念了无数遍。
我笑着一一应下。
“妈，”她欲言又止，“您一个人在家，会不会……想起伦敦那些事？”
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。
那些不堪回首的争吵，那些锥心刺骨的话语，那些在异国他乡无声的泪水。
“会想起，”我坦然道，“但都过去了。现在的你，不是那时的你。现在的我，也不是那时的我了。”
“妈……”
“去吧，”我拍拍她的手，“好好工作，照顾好自己。我和安睿在家等你凯旋。”
她用力抱了抱我，像是要把所有的不舍和感激都融进这个拥抱里。
机场送别，安睿搂着妈妈的脖子，怎么都不肯松手。
“妈妈，要早点回来。”
“好，妈妈一定早点回来。”安雅亲了又亲，“在家要听外婆的话。”
“嗯！”
安雅的身影消失在安检口，我们挥着手，直到再也看不见。
回家的路上，安睿情绪不高。
“想妈妈了？”
“嗯，”他点点头，又故作成熟地说，“但我是男子汉，不能哭。”
“想妈妈就可以哭，男子汉也能掉眼泪。”
“真的吗？”
他想了想，还是摇摇头：“不哭了，妈妈说我要勇敢。”
“对，我们安睿最勇敢了。”我握紧他温热的小手。
安雅不在的半个月，祖孙俩的生活有条不紊。
我送他上学，接他放学，给他讲睡前故事。
周末，我们去王秀英家蹭饭，去公园放风筝，或是在家一起涂鸦。
安睿的画风天马行空，极富想象力。
他指着一团五彩斑斓的线条，骄傲地宣布：“外婆，这是我们家！”
“哇，我们家这么漂亮啊。”
“对！有外婆，有妈妈，有我，还有大树、小花和小鸟！”他煞有介事地指给我看。
我看着他一本正经的小模样，心都要化了。
安雅每天都会抽空视频连线，事无巨细地问我们一天的情况。
后来，她说项目出了点小状况，需要延期一周。
“没事，你安心工作。”我让她别担心。
“妈，辛苦您了。”
“又说傻话。”
延期的一周，安睿开始频繁地问：“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“快了，再睡三觉，妈妈就座着大飞机回来啦。”
第三天晚上，我们等来了风尘仆仆的安雅。
她一出闸口，就飞奔过来，把我们紧紧搂在怀里。
“妈妈！”安睿像只树袋熊，挂在她身上不下来。
“哎哟，我的宝贝，想死妈妈了！”安雅在他脸上亲个没完。
路上，安雅说起这次出差，还见到了马克。
“他问了安睿的情况，还问能不能视频看看孩子。我没答应，说得回来先问问您的意思。”
“这是你们的事，你决定就好。”
“我想，还是让他和安睿保持联系吧。不管我们大人之间如何，他终究是安睿的父亲。”
“嗯，应该的。”
到家后，安雅便拨通了马克的视频。
屏幕那头，马克憔悴了不少，但看到安睿的瞬间，眼睛亮了。
“Lucas…不，安睿，”他努力地切换着称呼，“你好吗？”
“我很好。”安睿用标准的普通话回答，“爸爸你好吗？”
“我很好。”马克用他那蹩脚的中文回应，“你想我吗？”
“想。”安睿诚实地点头，“爸爸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？”
“很快，就快了。”
十几分钟的视频，大多是马克在问，安睿在答。
挂断前，马克嘱咐：“安睿，要听外婆和妈妈的话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视频结束，安雅看向我：“妈，您不会觉得我……”
“不会，”我打断她，“你是安睿的妈妈，只要是为了孩子好，你做的任何决定，我都支持。”
“谢谢您，妈。”她靠过来，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。
生活重归平静，甚至比从前更添了几分色彩。
小区里知道我会画画，竟有几位退休的老邻居找上门来，想跟我学。
我索性开了个老年兴趣班，每周三下午，我的书房就成了她们的画室。
王秀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“大弟子”。
“玉兰，我可拜你为师了，你得倾囊相授啊！”
“好，保证倾囊相授。”我忍俊不禁。
教学相长，为了更好地教她们，我自己也在疯狂地学习、练习，画技竟在不知不觉中精进了不少。
十月底，画廊负责人突然联系我，说想为我办一个小型个人画展。
我惊得连连摆手：“不行不行，我哪有那个水平。”
“苏老师，您太谦虚了，”对方诚恳地说，“您的画有灵气，有故事，很多人喜欢。我们初步计划展出二十幅，您看如何？”
我还是犹豫不决。
安雅却比我还兴奋：“妈，去啊！多好的机会！”
王秀英在电话里吼：“必须去！给我们老年大学争光！”
安睿也跟着起哄：“外婆去！我去看外婆的画展！”
在众人的鼓励下，我最终应了下来。
选画、装裱、写简介，忙碌而充实。
画展定在十一月中旬，为期一周。
开幕那天，我换上安雅为我新买的套装，手心紧张得直冒汗。
安雅和安睿，王秀英和她的老姐妹们，还有我的几个学生，都来为我捧场。
看着自己的画作，一幅幅被精心布置在展厅的墙上，下方标签上清晰地印着“作者：苏玉兰”，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感觉油然而生。
“外婆，你太棒了！”安睿仰着小脸，满眼都是崇拜。
“妈，我为您骄傲。”安雅挽着我的胳膊。
“玉兰，你可真给我们长脸！”王秀英竖起大拇指。
来看展的人络绎不绝，有人驻足沉思，有人拍照留念，甚至有人当场询问价格。
一对年轻夫妻在我的一幅山水画前流连许久，最终决定买下。
他们说，画里的山水，让他们想起了远方的故乡。
我站在不远处，听着他们的低语，一股暖流淌过心田。
我的画，能慰藉人心，能唤起乡愁，这便是对我最大的褒奖。
画展的最后一天，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出现了。
马克。
他竟专程从英国飞了过来。
安雅也吃了一惊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我在网上看到了画展的消息，”他用英语说完，转向我，用中文道，“阿姨，恭喜您。”
“谢谢。”
他看得极其认真，最后在我那幅描绘伦敦雨中街景的画前，停了很久。
那是我回国后凭记忆画的。
“这幅画，”马克说，“和我每天上班路过的街角一模一样。”
“是吗？”
“是的，”他点头，“阿姨，您画得真好。我能……买下它吗？”
“抱歉，这幅不卖。”我摇摇头，“这是属于我自己的记忆，我想留着。”
“我理解。”他并未纠缠，“那我可以拍张照吗？”
“可以。”
拍完照，他提出想和我单独聊聊。
我们去了画廊的休息区，安雅识趣地带安睿去了别处。
“阿姨，”他用那依旧蹩脚的中文，一字一句，郑重无比，“我为过去的一切，向您正式道歉。对不起。是我错了，我伤害了您，伤害了安雅，也伤害了孩子。我……追悔莫及。”
“都过去了。”
“不，没有过去。”他摇头，“我每天都在为此懊悔。是我亲手毁掉了一切。”
我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插话。
“阿姨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”
“你说。”
“您能原谅我吗？”
我沉默了片刻，缓缓开口：“马克，原谅与否，早已不是重点。重点是以后，你怎么对安睿，怎么对安雅。如果你真的后悔，就拿出行动来。支持她们，尊重她们。”
“我会的。”他急切地保证，“我这次来，也是想告诉安雅，我同意离婚，同意安睿跟她。我会支付抚养费，会定期来看孩子。如果她愿意，我们还可以是朋友。”
“这些话，你该亲口对她说。”
“我已经说过了。她说，可以做朋友，仅此而已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
“阿姨，”他小心翼翼地问，“我以后能经常和安睿视频吗？我想看着他长大。”
“可以，”我说，“但你必须记住，他现在叫安睿，不是卢卡斯。他是个中国孩子，在中国长大，你要尊重这一点。”
“我尊重，”他立刻点头，“我会努力学中文，了解中国文化，努力当一个合格的、虽然不在他身边的父亲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
一杯茶尽，我们之间的谈话也画上了句号。
“阿姨，您的画真的很好，”临走前，马克再次说，“尤其是那幅雨中伦敦，虽然阴郁，但不知为何，我却从中看到了一丝温暖。”
“谢谢。”
画展结束后，我的生活看似恢复了平静，实则已悄然改变。
开始有人慕名求画，有人请我讲课，我选择性地接受了一些邀请，把生活安排得不紧不慢，恰到好处。
安雅在职场上越发游刃有余，升职加薪，她说再攒攒钱就换辆车，周末好带我们去京郊游山玩水。
安睿在幼儿园里是个小明星，老师夸他聪明懂事，小朋友们都喜欢跟他玩。
王秀英依然是我最铁的“闺蜜”，每周雷打不动地来我家蹭课、蹭饭、蹭聊天。
十二月底，北京又下雪了，比去年任何一场都大。
清晨醒来，窗外已是银装素裹，整个世界安静得只剩下雪落的声音。
安睿照例兴奋不已，我们把他武装成一只小棕熊，冲进没过脚踝的雪地里。
“外婆，雪好厚啊！”他张开双臂，试图拥抱整个冬天。
“是啊，瑞雪兆丰年呢。”我帮他拂去帽顶的积雪。
“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安雅公司年底事多，今天又得加班。
“快啦，天黑妈妈就到家了。”
“那我们堆一个大雪人等妈妈！”
“好主意！”
我们合力堆了个胖胖的雪人，围上我的蓝色围巾，安睿还贡献出了自己的小帽子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这样雪人就不冷啦。”
天色擦黑时，安雅的车终于驶进了小区。
她看到院子里的雪人，惊喜地奔过来。
“妈妈快看！我和外婆堆的！”安睿献宝似的拉着她。
“真棒！”安雅蹲下身，把冻得小脸通红的儿子搂进怀里，“谢谢我的宝贝，也谢谢妈。”
“妈妈，雪人叫安安，跟我的名字一样哦。”
“好，就叫安安。”安雅笑得眉眼弯弯。
晚饭后，安睿在我腿上沉沉睡去。
我和安雅靠在一起，静静地看着窗外不知疲倦的雪花。
“妈，这一年，真好。”安雅轻声说。
“嗯，真好。”
“明年，会更好的。”
“一定会的。”
雪，静静地下。
我恍惚想起一年前的今天。
也是这样的大雪，我在伦敦，在那个感觉不到一丝归属感的房间里，望着窗外陌生的街景。
那时的我，以为人生的下半场，只剩下隐忍和孤独。
可现在，我坐在自己的家里，身边是我的女儿和外孙，看着同样的漫天飞雪，心口却被一种滚烫的、名为幸福的东西填满了。
时间，真是个神奇的魔法师。
它能抚平伤口，能稀释怨怼，更能孕育新生。
只要你肯迈开腿，朝前走。
“妈，您在想什么？”安雅问。
“想过去，想现在，也想将来。”
“将来会怎么样？”
“将来啊，”我低头，轻抚着安睿柔软的发顶，“我们会一直这样，在一起，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。”
“嗯，”安雅把头靠得更紧了些，“一直在一起。”
窗外风雪夜，室内暖如春。
我们祖孙三代，紧紧相依，定格成一幅画，安静，美好，直至永恒。
这就是我的故事。
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的故事。
故事里有泪水，有欢笑，有远渡重洋的委屈，也有归心似箭的决绝。
现在，我正坐在我的书房里，用画笔将它描绘出来。
画里有山川，有河流，有一座小小的房子。
房子里，有三个人，正依偎着，看一场落雪。
画的名字华夏配资炒股，叫《家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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